说不尽的茶佛因缘

说不尽的茶佛因缘

谭民政

中国是茶的祖国，茶是当之无愧的传统国饮。按照古代典籍中“神农尝草识茶”的说法，上古时代的中国就有饮茶的习惯。有史可据的饮茶史始于西汉。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天竺），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时代）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于西汉末年传入我国。自从佛教与茶相遇，便结下不解之缘，成就了许多动人的佳话。

一、茶性与佛性

茶多出自深山幽谷，得益于山野宁静的自然环境，秉性高洁，不入俗流。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指出：茶味至寒，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古人认为，茶能清心、陶情、去杂、生精。茶寄托着人类高洁清雅的情怀。佛教是以涤净心灵之凡尘，求得明心见性，了脱生死，自度度人为目的的宗教。两者的秉性有许多共通和重合之处。

一是“苦”。“苦”是佛教“四谛”之首，而茶性也苦，故可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的同时，吟味人生，参破“苦”谛。略带苦涩的茶，饮之能“破睡”，这是茶进入佛寺最直接的原因。进而，在茶事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写道：“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佛家认为茶有“三德”：一是能助人通夜不眠；二是满腹时能帮助消化，轻神气；三是“不发”，能抑制性欲。所以，饮茶是最符合佛教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的，茶叶成了佛教的“神物”，有“茶中有禅、茶禅一体、茶禅一味”之说。

二是“静”。“静”是达到澄怀观道的必由之路，也是“戒、定、慧”的基础。静坐静虑中，茶能提神益思，成为禅者最好的朋友。茶道与佛教在文化性格上属于同一色调：阴柔、静寂、清旷、安祥而又端肃，追求清雅，向往和谐。正所谓“为饮涤尘烦”。据《茶经》记载，僧人在两晋时即以敬茶作为寺院待客之礼仪。到了唐朝，随着禅宗的盛行，佛门嗜茶、尚茶之风也更加普及。寺院茶礼包括供养三宝、招待香客两方面。中晚唐时的百丈怀海和尚创立了《百丈清规》后，寺院的茶礼已趋于规范。在清寂、古朴的禅堂内，以茶敬佛，以茶清心，以茶待客，真所谓“焚香引幽步，酌茗开净筵。”

三是“凡”。佛的本质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茶是一种普通的植物，平民百姓都可栽植、制造、啜饮，从而获得不同层面的感受。以茶入佛，是最适宜不过的。僧侣以茶布施敬佛，以茶祭奠圆寂高僧，以茶参禅悟道，以茶代餐，举行茶会、茶宴，以茶汤饯飨宾客等，已成为禅礼风尚。有许多重要的法事活动，规定必须鸣鼓集众，由住持供茶、顶礼膜拜，宗教氛围十分浓重，也容易被凡夫俗子所接受。

四是“放”。虚云法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品茶同样要“放”，做个无事人，放下尘俗的负累，把私心杂念放下，才能进入“正、清、和、雅”的境界。通过饮茶，使人轻松、宁静、平和、自在、喜悦，从而清除凡尘之杂念，使得身心安然。和尚饮茶助“放”，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二、制茶与成佛

我们的先民，自从发现野生茶，利用它的药用和营养价值，其方式经历了从生煮羹饮到晒干收藏，从蒸青造型到龙团凤饼，从团饼茶到散叶茶，从蒸青到炒青，从绿茶到多类茶，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制茶的过程。茶叶的制作，大体有采青、凋萎、静置、搅拌、发酵、杀青、揉捻、干燥等程序。以南岳云雾茶的加工为例，要经过摊晾、分级、杀青、清风、初揉、紧条、整形、提毫、烘焙、提香等十多道工序。一斤极品龙毫，要汇集十多万颗芽芯。不论何种茶叶，不论多少工序，目的是为了使茶的品性得到更好的体现。这些在日精月华里茁壮生长的精灵，当它们不由自主地离开枝头，必须经受那样的九磨十难，才成为一棵合格的茶叶，再经过沸水的冲泡，供人品啜。这样“苦难”的过程，的确有些令人惋惜。但换一个角度想，一朵茶芽，如果任其在天然的环境里，恣意生长，终老于枝头，它与其它植物又有什么区别，本质里蕴藏的价值，又何从体现呢？满腔的苦涩不去除，又何来清香四溢？这样来看，茶芽遭受搓揉、烘烤、密闭等困苦，也是成长必需的。

制茶如此，成佛也是如此。虽然佛陀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佛性与凡夫性并无区别，这与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相类似，但是凡人与佛，有“迷”与“悟”、“染”与“净”的区别，佛性的最终成就，要经过艰苦的磨砺，靠不懈的修持来实现。佛教传入我国后，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八个主要宗派，各有修持捷径，只要息心修行，都可成佛。最普遍的修持方法，莫过于净土宗的念佛法门。佛家认为，佛是经过无量亿劫的修持而成就的。释迦牟尼就是通过六年苦行，才豁然大悟。禅宗虽然提倡见性成佛，但这个明心见性，绝不是一句话、一个念头那样简单，要获得灵感的一闪，非得有长期的修炼不可。就以南岳有名的“磨镜”公案来说，如果没有道一长年累月的修行基础，没有茅庵中的整日打坐参禅，没有怀让的以砖磨镜，马祖的感化恐怕是难以实现的。

三、名茶与名僧

名茶是浩如烟海诸多花色品种茶叶中的珍品。尽管现在人们对名茶的概念尚不十分统一，但综合各方面情况，名茶必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其一，名茶要有内质方面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在茶叶的色、香、味、形四个方面。如杭州的西湖龙井茶，向来以“色绿、香郁、味醇、形美”四绝着称于世。也有一些名茶往往以其一二个特色而闻名。如岳阳的君山银针，芽头肥实，茸毫披露，色泽鲜亮，冲泡时芽尖直挺竖立，雀舌含珠，数起数落，堪为奇观。

其二，名茶要有商品的属性。名茶作为一种商品必须在流通领域中显示出来，因而要有一定产量，在流通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

其三，名茶需被社会承认。名茶不是哪个人封的，而是通过人们多年的品评得到社会承认的。历史名茶，或载于史册，或得到发掘，就是现代恢复生产的历史名茶或现代创制的名茶，也需得到社会的承认或国家的认定。

名茶必然是好茶。但是“名”到什么程度，与“好”的程度是否完全对等，答案是不一定的。在古代，“名茶”基本上就是贡茶。一些非贡茶区域的茶，虽然品质上乘，与贡茶比毫不逊色，但知名度就相去甚远了。特别是市场经济时代，名牌战略作为产业发展的需要，离不开包装与营销。一些没有名气的优质茶，往往只能借助某种名茶的包装，才能实现其价值。一些离谱的事情屡屡发生，一两茶叶被拍出几十万元屡见不鲜，其价格远离了价值。

就佛教来说，也有“名僧”之说。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直至南北朝时的梁代，人们一直习惯用“名僧”这个词来称呼重视修持、品德高尚、学识优长的僧人。这一点，通过梁代宝唱所着的《名僧传》的书名就可以看出。但是同时代的慧皎不提倡以“名”作为立传的标准，认为名僧未必有真实的修养和学问，而有真才实学的人，未必能知名当世。于是在重作僧传时，定名为《高僧传》，以“高”代“名”，提出了“高僧”的标准。

根据《高僧传》我们可以看出，“名”与“高”是有区别的。高僧们不管是出名或不出名，都有“高”的地方，有名者亦非徒具虚名。相反，有名气的僧人却不一定是高僧，《名僧传》中的部份和尚，就不为《高僧传》所收录。现代社会中高僧不多见，我们所见所闻的僧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名僧”，名望很高，德行和人格却一般。“名僧”之所以过分重“名”，是因为他们的内心世界还没有超越“五欲”和“三毒”的束缚，内心修持的境界还没有达到“圣人”的高度。由于他们知识丰富，能说会道，善于交际，在弘法事业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再加上媒体的宣传造势，便吸引了很多信徒，在社会上有很高的知名度，用比较流行的词汇来形容，就是“粉丝”比较多。也正因为是“名僧”，他们的弘法利生、所做的一切社会福利工作都带有“我相”的存在，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来形容这些“名僧”不为过分。在浮躁的当代社会，怎样找到“入俗”与“脱俗”的结合点，不为“名”所牵，以正道求“高”，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