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庸

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子《集注》说：“中者，无过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中庸两个字，以及孔子朱子这几句话，在现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是非常迂腐可厌的，不过这些人大概皆未了解所谓中庸的本义。固然旧日自号为行中庸之道者，亦未见得尽能了解中庸的本义，因之他们的行为，或有可批评之处，但这与中庸之道的本身之无可批评并没有关系。

有一部分误会“中”的本义的人以为，“中”即是不彻底。譬如一事有十成，用“中”的人，做这个事，大概只做五成，若做四成，即为不及；若做六成，即为太过。所以照这一部分人的看法，用“中”的人做事只做五成。所谓“适可而止”，“不为已甚”，都是表示不彻底的意思。这些人说，中国人做事不彻底，都是吃了儒家教人用“中”的亏。我们于此可以说，中国人是不是都做事不彻底，我们于此不论。不过即使中国人做事都不彻底，或有些中国人做事不彻底，他们至多亦是吃了误解儒家教人用“中”的亏，而不是吃了儒家教人用“中”的亏。因为照“中”的本义，“中”并没有不彻底的意思。

一部分误解“中”的本义的人，又以为“中”有模棱两可的意思。譬如对于某事有两种相反的意见，用“中”的人，一定以为这两种意见都对也都不对。他把两方面的意见，先都打个对折，然后参酌两方面的意见，而立一个第三意见。所谓“执两用中”，即是谓此。所谓“折中”，亦是谓此。这一部分人说，中国人好模棱两可，“两面讨好”，都是中了儒家教人用“中”的毒。我们于此还是说，中国人是不是都好模棱两可，“两面讨好”，我们不论。不过即使中国人都是如此，或有些中国人是如此，他们亦是中了误解儒家教人用“中”的毒，而不是中了儒家教人用“中”的毒。因为照“中”的本义，“中”并没有模棱两可的意思。

有一部分误解“庸”的本义的人，以为“庸”即是庸碌的意思。这一部分人以为儒家教人行庸道，是叫人都成为庸庸碌碌，不敢有所作为的人，凡事“不求有功，只求无过”。与其“画虎不成反类狗”，不如“刻鹄不成尚类鹜”。这一部分人以为中国人之所以缺乏进取冒险、敢作敢为的精神，都是吃了儒家教人行庸道的亏。中国人是否都缺乏进取冒险、敢作敢为的精神，我们不论。不过如果中国人都缺乏这种精神，或有些人缺乏这种精神，他们亦是吃了误解儒家教人行庸道的亏，而不是吃了儒家教人行庸道的亏，因为照“庸”的本义，“庸”并没有庸碌的意思。

有一部分误解“庸”的本义的人，以为“庸”即是庸俗的意思。关于艺术方面的创作或鉴赏，是所谓雅事。行庸道的人多以为这些雅事为“雕虫小技”，做这些雅事为“玩物丧志”。他们所做的事，或所认为应该做的事，往高处说，不过只是些“伦常日用”；往低处说，简直都是些“柴米油盐”。有些人说，中国人都俗，不如西洋人之每人都会唱几句歌，又不如西洋人之每家都有钢琴。中国人之所以都俗，都是中了儒家教人行庸道的毒。中国人是不是都俗，我们亦不论。不过即使中国人都俗，或有些中国人俗，他们亦是中了误解儒家教人行庸道的毒，而不是中了儒家教人行庸道的毒。因为照“庸”的本义，“庸”并没有俗的意思。

在误解中庸之道的人的心目中，所谓行中庸之道的人，都是些做事不彻底，遇事模棱两可，庸碌无能，俗而不堪的人物。他们以为这种人物正是儒家的理想人物，其实这以为是大错的。这种人物不但不是儒家的理想人物，而且是儒家所最痛恨的人物。这种人正是儒家所谓乡愿。孔子曰：“过我门而不人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乡愿，德之贼也。”什么是乡愿呢？孟子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人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古之所谓乡愿，即今之所谓好人或老好人。一个庸碌无能的人，既不敢为大恶，亦不能行大善。不敢为大恶，所以“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不能行大善，所以“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遇事人云亦云，模棱两可，所以“众皆悦之”。惟其众皆悦之，所以大家皆称之曰好人，或老好人。这种人正是儒家所称为德之贼者。为什么是德之贼呢？因为这种人的行为，与所谓中庸之道，有点相似，很能“鱼目混珠”，以伪乱真。所以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愿，恐其乱德也。”我们以上所说误解中庸之道的人，以为做事不彻底，模棱两可，俗而不堪的人，即是行中庸之道的人，或以为人若行中庸之道，其结果必成为做事不彻底，模棱两可，俗而不堪的人。这正是“乡愿乱德”的一个好例。

儒家所说“中”的本义是什么呢？“中”是无过不及，即是恰好或恰到好处的意思。有过或不及，都不是恰到好处。例如炒菜，炒得过了则太老，炒得不及则太生。惟是不老不生，恰到好处，此菜方好吃。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说:“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就是说，此人的高低颜色，均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即是“中”。做事亦有恰到好处的一点，此一点即是“中”。

或可问：我们说，做菜有恰到好处的一点，过此或不及此即不好吃。此所谓好，是就吃说。东家子之高低颜色亦有恰到好处之一点，过此即不好看。此所谓好，是就看说。做事亦有恰到好处的一点，此所谓好，是就什么说？

做事恰到好处之好，可就两方面说：一方面就道德说，一方面就利害说。就道德方面说，所谓做事恰到好处者，即谓某事必须如此做，做事者方可在道德方面得到最大的完全。就利害方面说，所谓做事恰到好处者，即谓某事必须如此做，做事者方能在事业方面得到最大的利益。所以就道德方面说，对于做某事有“中”。就利害方面说，对于做某事亦有“中”。儒家讲用中，做事不可过或不及，是就道德方面说“中”。道家讲守中，凡事都要“去甚，去奢，去泰”，是就利害方面说“中”。

无论就道德方面说“中”，或就利害方面说“中”，“中”均没有不彻底的意思。我们先问：什么叫做彻底？若所谓彻底者，就道德方面说，是说，我们做事，必须做到我们应该做到的地步，此应该做到的地步，正是讲中道者所谓恰到好处之点。我们不可过此点再求彻底。于彻底之外，再求彻底，即所谓“贤者过之”了。若所谓彻底者，就利害方面说，是说，我们做一事，须将其做到完全成功的地步，此完全成功的地歩，亦正即是讲中道者所谓恰到好处之点。我们决不可过此点再求彻底。若过此点而再求彻底，则可致“前功尽弃”，不惟不能成功，而且还要失败。若所谓不彻底者，是说，我们做事，未做至恰好之点，而即停止。如此则所谓不彻底者，正是讲中道者所说之不及，亦正是讲中道者所反对者。例如我们做饭，以做熟为其恰好之点。饭未做熟而停止不做，诚为不彻底，然此正是不及也。若饭已熟而仍求彻底，则饭将糊不可食，恐无人需要此种彻底也。

“中”亦没有模棱两可的意思。譬如某人对于做某事有一意见，另外一人对于做此事，另有一意见。如某人之所见，正是做此事之恰好的办法，则此人之意见，即是合乎“中”，不必亦不可将其打对折，将其“折中”。其另一人之意见，不合乎“中”，即打对折，亦不可用。模棱两可者，多系乡愿敷衍人，以求两面讨好者之所为。无论从何方面讲“中”，皆不是如此。

讲中道者所说“贤者过之”之一点，最不易得人了解。我们于上文说，在道德方面，所谓做事恰到好处者，即谓某事必须如此做，做事者方可在道德方面，得到最大的完全。有些人多以为，如果某事如此做，是道德的，则于如此做更进一步，当然是更道德的。在历史或小说中，有圣贤及侠义两种人。有些人以为圣贤的行为，是道德的，而侠义的行为则是更道德的。《儿女英雄传》中，安水心说,侠义行事，“要比圣贤都高一层”。比圣贤都高一层者，即其行为是更道德的也。

如所谓道德的人，只是在道德方面，勉强及格，如学校中普通考绩之六十分然，则所谓更道德的人，即如学校中普通考绩之七十分或八十分。有些人持如此的看法。照他们的看法，圣贤所讲的中庸之道，都是些“卑之无甚高论”的话。圣贤的行中庸之道的行为，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照他们的看法，圣贤所讲的中庸之道，都是仅为一般普通人而设，有特殊聪明才力的人，是不为此所限制的。

这一种看法，讲中庸之道者，当然不能赞成。我们亦不赞成这种看法。我们说，在道德方面，所谓做事恰到好处者，即谓某事必须如此做，做事者方可在道德方面，得到最大的完全，既是必须如此做方能得最大的完全，则不如此做，即不能得最大的完全。不但不及此者不能得最大的完全，即过此者亦不能得最大的完全。所谓“过犹不及”也。我们说，圣贤的行为是道德的，意思不是说，它是勉强及格，而是说它是最道德的。最道德之上，不能有更道德的。

《后汉书·独行传叙》说：独行的人，“盖失于周全之道，而取诸偏至之端”。这两句话很可说明圣贤的行为，与侠义的行为的性质的不同。侠义的行为，在有些方面，是比中道又进一步。就此方面说，他的行为，可以说是比圣贤都高一层，不过这高一层，只是一方面的，就一方面看，他的行为比中道又进一步，但在别的方面，则必有不及中道者。他于此方面过之，于别方面必有不及。他只顾到此方面，而不顾到别的方面，所以他的行为不是“周全之道”，而只是“偏至之端”。圣贤所行的是中道，单在一方面看，其行为似乎是没有什么特别出众之处，但他却是各方面都顾到底。所以他的行为不是“偏至之端”，而是“周全之道”。所以圣贤的行为，可以成为社会上的公律，而侠义的行为，则不可成为社会上的公律。因此在道德方面侠义的行为，不能比圣贤高一层。

《吕氏春秋》说，有二侠士，相偕出游。至一处饮酒，有酒无肴。此二人说，吾二人身皆有肉，何必再求肴。遂各割其身之肉，烤熟请别一人吃，吃毕，两人皆死。此二人各割其身之肉，以奉其友。专就待朋友这一方面看，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专就此方面说，他们的行为是“至”，但此二人各有其在别方面应做的事，应负的责任，他们均不顾及。兼就别方面说，他们的行为是“偏”。所以他们的行为，不是“周全之道”，而是“偏至之端”，不可成为社会上的公律，不可为法，不可为训。此所引固然是一极端的例子。然在此极端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侠义的行为，与圣贤的行为的性质的不同。一行为是不是超过中道，在大部分情形中，是不很容易决定的。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些极端的例子中，方可以看出侠义的行为，与圣贤的行为的性质的不同。

“言必信，行必果”，是侠义的信条。“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是圣贤的信条。此所谓义，即“义者，宜也”之义。所谓宜者即合适于某事及某情形之谓。做事必须做到恰好处。但所谓恰好者，可随事随情形而不同。就道德方面说，言固须信，但在有些情形中，对于某事，守信不是恰好的办法。此亦即说，在有些情形中，对于某事，守信是不合乎中道的。例如所谓“尾生之信”是。尾生与一女子约，期相遇于桥下。及期，尾生至，而女子不至。桥下水涨，尾生仍守桥下不去，遂至溺死。我们可以说，在此情形下，尾生未免太守信了，守信而可以说是“太”，即其守信不是在此情形下做此事的恰好的办法也。其不恰好是由于太过，而不是由于不及，所以说是“太”。一个人在社会里有许多责任，有许多应做的事。尾生因与一女子相期，专顾及守信，而不顾及他在别方面的责任。其行为，专就守信方面说，真算是彻底了。专就此方面说，他的行为是“至”。但就别的方面说，则他所顾不到的很多。就别的方面说，他的行为是“偏”。所以其行为不是“周全之道”，而是“偏至之端”，不可成为社会上的公律，不足为法，不可为训。

我们说，对于某事，在某情形下的恰好办法。因为所谓恰好办法是不能离开事及情形而空洞说的。例如尾生在桥下候其相期之人，若无桥下水至之情形，则在道德方面说，其守信是恰好的办法，是中道，其不守信则是不及。此是就情形说。若就事说，对于有些事虽死亦守信是恰好的办法，是中道，其不守信则是不及，例如一军人奉命于某时炸毁一桥，其开放炸药之机关，正在桥下，所以他非在桥下守候不可。桥下虽水至，但他总希望在他未溺死以前，能执行他的职务。如是为这种事，则他守信而死，是合乎中道的，如他不守信，则是不及。孟子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正是说，言之是否必信，要看事看情形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