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历史上有两位大圣人，到今天仍为炎黄子孙所怀念，并开始广为世界人民所了知与敬仰，这就是老子和孔子。他们同样生活在两千五百多年的春秋时代，那是一个社会秩序日益混乱、民众生活日益疾苦的年代。同样的社会背景，引发了两位圣人同样的时代责任感，却导致了两条看似截然不同的道路，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一位选择了何其逍遥的隐遁生活，而另外一位则开始了其路漫漫的谋仕生涯。前者即为老子，而后者则为孔子。这种状况很容易让人们产生一种印象，认为选择隐遁生活的老子崇尚自然，追求清净无为，恰似自了汉；而选择谋仕生涯的孔子勇于担当，希冀天下太平，活像大菩萨。其实不然，二者皆圣非凡，皆大非小，仅是道路不同而已，然亦为殊途同归。
那么道路又异在何处？一者自上及下，自本及末，以破为主，老子是也；一者自下及上，自末及本，以立为要，孔子是也。何以见得？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并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由此可见，道乃老子所尚，德、仁、义、礼乃渐次所薄，以其悖道渐远矣。既是悖道，便生非道，祸乱灾害易生，天下生民自不得安宁，所以老子提倡：“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崇尚贤德，易使民贪名，则争端易起；看重难得之货，易使民图利，则盗贼易出；宣导种种欲乐，易使民心浮躁，则社会安宁自远矣。与老子不同，孔子似乎选择了全然不同的路线，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并认为“不知礼，无以立”。由此可见，孔子虽志向在道，却认为需依据仁德，方能趣入，而且对诸艺（礼、乐、射、御、书、数）亦认为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其中礼即居诸艺之首位。乃至于他周游列国时，心中所怀有的理想，亦不出于恢复周公之礼。看似截然不同的路线，那么谁是谁非呢？其实两者均是而无非，恰如同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同是在追求道，一个以智慧来剔除邪道，另一个以方便来趣入正道。若无方便，恰如民众没了渡河的桥梁；若无智慧，又如民众粘着了桥梁忘了渡河。这样看来，两者又何矛盾之有？
现在知晓了异在何处，更须明白同归何方。两者同在追求道，那么两者之道是否相同？它们与治国平天下又有何干？此中又是玄妙。现在往往人们一提“悟道”或是“修身”，好像是个人的事情，与别人无关，更与治国平天下不系。其实不然。这“道”全要靠在众生的份上去悟，全要靠在众生的份上去修。而真正晓悟大道之日，便是明了自己与众生不二之时；真正身修圆满之时，便是自己与众生同登圣位之际。这又怎能说只是个人的事情呢？又怎能无视民众的苦乐而独自逍遥呢？读一读《道德经》就可以发现，其中出现特多的两个字眼就是“圣人”与“民”（或百姓），而且圣人担当着利民化民之重责。其中《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就有讲：“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十三章》有讲：“贵以身为天下者，可以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可以托于天下”……每每读到这些，又怎会认为老子在追求个人的逍遥自在和解脱呢？对于孔子，那种利益天下苍生之悲愿，在此就更无须赘述，《论语》中的记载比比皆是。那么对于追求的最终境界，两者又有怎样的描述呢？《道德经·第五十七章》：“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自己言行心念与大道相合，那么天下百姓都因此而蒙受利益，故曰：“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对于这样一种“无为而治”的境界，同样是孔子所追求的。如《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中记载：“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泰伯第八》中记载：“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尧舜禹是孔子所推崇的三代圣王，对于这些圣王来说，治理天下国家，都是如此这般境界！
当了解了我们的古圣先贤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可以来具体衡量当下每个社会出现的病症之所在。《道德经·第十七章》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在这里，老子将一个国家管理者的水平分为了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民众根本不知道有管理者的存在；第二个层次，民众很愿意亲近管理者，并经常赞誉他；第三个层次，民众很畏惧管理者；第四个层次，民众痛恨辱骂管理者。同是管理者，为什么民众对他们的反应差距如此之大？老子接着说：“信不足，有不信，犹兮其贵言。”也就是说，能否取得民众的信任，关键是自己是否值得信任，而不在于是否经常发号施令，凸显在上位人的作用。不但不应如此，反而应谨言慎行，做到“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也就是说，在上位的人，应注重倾听民众的言论，以体察民心；应注重观察民众的需要，以谋利民生。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也就是说，虽处上位，而民不觉得是重担；虽在前面，而民不觉得有任何妨害，所以“天下乐推而不厌”，那么天下的人都愿意推举他，而不会有任何的厌倦。这样一来，也就接近老子所说的第二个层次“亲之誉之”了。至于第一个层次，民众虽然蒙受恩泽，却已不晓得恩泽来自何处；或者更进一步说，这些恩泽是那样自然而又博大，民众已经不再刻意去感恩，就像阳光照耀万物，就像大地生长万物，“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一切又都是那样自然。
为了更明晰地说明老子所提到管理者的四个层次，我们再结合孔子的观点加以诠释，并尝试将这四个层次分别冠名以：德化型***、服务型***、管理型***、欺压型***。
第一个层次：“太上，不知有之”，即为德化型***。孔子在《论语·为政第二》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即为北极星，在地球的正北方，因正对着地轴的缘故，其位置和光亮都比较稳定，不像其它星星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位置和亮度。孔子借用北辰的比喻说明，为政者关键是要身正，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所谓“居其所”，那么臣民百官都会因此各得其所，天下太平。孔子对尧的称赞就很有这种味道：“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尧只是在顺从天道治理天下，但因天道之体大，故民莫能名其妙；因天道之相大，故有焕乎其文章；又因天道之用大，故有巍乎其成功。而这也正是老子所说“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之意趣：因能无为，故能无不为；因能无言，故能化之深。
第二个层次：“其次，亲之誉之”，即为服务型***。孔子在《论语·公冶长第五》中曾经为弟子讲他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在《礼记·礼运篇》中更有：“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独孤废疾者皆有所养。”这里所描述的就是一个典型的服务型***所应担当的社会责任：让年老者能够善终（养老保险制度之类），让年壮者能够发挥才干（劳动保障制度之类），让年幼者能够接受教育（义务教育法之类），让鳏寡孤独废疾者都能得到赡养（鳏者，老而无妇之人；寡者，老而无夫之人；孤者，幼而无亲之人；独者，长而无子之人；废者，肢体不全之人；疾者，身心不康之人。医疗保险制度之类）。由这些描述，不难体会到，其实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的所思所想及所作所为，无不以社会大众的福祉为标的，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主旨。社会无论怎样发展，***都不应以牺牲这一点为代价，否则便是南辕北辙，最后不但徒劳无功，而且祸莫大焉。也正是看到人们极容易偏离初衷，犯一些低级的错误，老子在《道德经·第八十章》提别提醒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人们常常会觉得老子在追求“小国寡民”，即使有一些先进的器具，也不会去采用，看似消极，实则不然。当时春秋时期，诸侯战乱征伐，大都是为了兼并国土，掳掠人民，盲目追求国力强盛，结果是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一个真正的圣王，是绝不会为了扩大疆域扩充财产而让民众遭受灾难的。因此，他不会为了积聚财富而奴役民众，也不会让民众远徙而丧生；他不会让民众备尝颠沛流离之苦，更不忍心让民众战死沙场；他宁愿让人们进行简单的生活，却能够安居乐业，正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若民众果能享受这样幸福的生活，又怎能不对***歌功颂德？
第三个层次：“其次，畏之”，即为管理型***。孔子在《论语·为政第二》中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也就是说，以政令来管理普通民众，以刑法来处罚违法民众，这样的话，民众会因政令的威严和刑法的残酷而产生畏惧，因此遵循政令，不违犯法律，但却少了廉耻心。可想而知，这样的社会该会是怎样的压抑和缺少活力！有一次季康子向孔子问政，估计季康子也已经感到当时的社会已是危机四伏，他问道：“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对于那些无道的和违法乱纪分子进行杀伐，以让人们产生警戒心，您觉得如何？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管理者的心态：拿规矩要求人们，拿法律约束人们，以满足管理者的需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追求政绩，而不择手段。对于这种态度，孔子当然极为不赞成，就好好地训斥了他一顿：“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你身为民众父母官，怎么能想到用杀伐的手段来管理？如果你自己真心追求善道的话，那么民众自然也就会向善，又怎能用杀的手段？与服务型***相比，管理型***其标的往往不是以民众的利益和幸福为重，或者虽然最初有这样的愿望，但因为总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姿态上来处理事情，最后往往就会变成以管理者的利益和幸福为重，最终导致***职能的异化，岂不慎哉！
第四个层次：“其次，侮之”，即为欺压型***。曾子在《大学》中讲：“一人贪戾，一国作乱……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作为一个管理者，如果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并为了获取私利和满足私欲，而侵占百姓的话，那么国家就会陷入混乱，百姓就会发生暴动，这种状况真是再糟糕不过的了。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五章》中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大意是说，民众之所以会陷入饥饿困顿的状态，大都是因为在上位的人所收税额太重的缘故；民众之所以会作乱并难以治理，大都是因为在上位的人为所欲为的缘故；民众之所以把生命看得轻微而不惜送死，那是因为在上位的人求生太过奢厚的缘故。因此，一个在上位的人，如果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和私欲，而不惜欺压百姓的话，那么这种侮辱迟早会回馈到自己的头上。正所谓：“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意为不要欺人太甚，否则必会自食其果。
简单看过四个层次***的基本特征，不难发现一个引人发省的规律：从欺压型***、管理型***、服务型***到德化型***，***相对于民众的地位在逐渐降低，其发挥的作用也在逐渐消减，然而对民众的利益程度却在逐渐增加。这或许就是老子所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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