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齐治平求和谐

和谐，是儒家孜孜以求的至高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价值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者也。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中庸》）“中”是天下最最根本的；“和”则是最高的道，是天下普遍的基本准则。只有做到“中和”，才能顺天应地，万物才能生生不息，“中和”是儒家最高的“道”。只有追求这个最高的道，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即人与天的最高的和谐。“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周易·乾卦·文言》）所以说，“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乾彖》）追求和谐，才是实现“天人合一”唯一正途。

儒家的治国方针是仁政，以德治为主，为政以德，隆礼重法，和而不同，讲究和谐。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形而上的政治思想模式是《大学》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修齐治平”的治理模式,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影响深远。后来宋代大儒张载将其具体化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蒙·太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模式也正是以和谐为最高目标和理想。可以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和”思想，求和谐的理念，是今天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正因如此，儒家“修齐治平求和谐”的治国方略，可以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意的借鉴。∵

儒家治国方略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基本治国主张。儒家核心经典之一的《大学》开篇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提出了三大纲领：明明德，亲（新）民，达到社会的至善。接下来讲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正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治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儒家所谓的“八条目”。也就是说，平天下必先治国，治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正心必先诚意，诚意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这是一种从大到小的条件关系；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则是一种从小到大的因果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既是儒家治国培养人才的途径，也是其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其实，在《大学》之前，原始儒家的思想中，就已经包含了“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在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政治典籍《尚书》中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可以说，这里已经包含了大学中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以及这种修齐治平的逻辑顺序。“克明俊德”即是《大学》所讲的“修身”，“以亲九族”是“齐家”，“平章百姓”是“治国”，“协和万邦”当然就是“平天下”了。只有“克明俊德”后，才能“以亲九族”；只有“九族既睦”，才能“平章百姓”；只有“百姓昭明”，才能“协和万邦”。这同样也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从前到后是条件关系，从后到前，则是因果关系。由此可见，《大学》是对《尚书》这种古代政治思想和逻辑体系的继承和发展。

对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条目，大儒朱熹认为：“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据《朱子语类》中记载：“问：‘《大学》一书，皆以修身为本。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是修身内事。’曰：‘此四者成就那修身’”。朱熹认为“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实质上就是修身的问题，统统可以归结为修身这一条，这样“八条目”可概括为常讲的“修、齐、治、平”四个条目，由此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大学》之道的核心，也是儒家治国之道的核心策略。其中，修身是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外王，只要做到了“修齐治平”，也就实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境界。可见，这四个环节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了内圣外王之道，是一个完美的理论体系，而这个体系的精髓和目标就是要实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和谐社会。

一、修身——追求身心的和谐。

儒家的基本政治主张是以德治国，重视仁政，提倡内圣外王之道。《论语·为政》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要提倡德治，首先要做得就是修身的功夫，所以儒家把修身放在“修齐治平”四个环节的第一位，尽力抬高自我修养的地位和作用。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把个人的品质和修养作为政治成败的根本，以此来实现以德治国。“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只要统治者做好自身的修养，行仁政，重视礼仪道德，那么自然会教化天下，仁政也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说到底，人才是最根本的，社会是人类的社会，政治是人类自身的政治，所以说“为政在人”，这也就是中国古代之所以实行“人治”的理论基础。既然人才是根本，那么政治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修身”了。只有达到了儒家“仁”的要求，才能奠定儒家政治主张的基石。

儒家讲修身是指人生在世，坚持不懈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要修养成为完人、圣人，实现完美的人格和理想的道德境界，从而实现人自身的身心和谐，这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功。孟子讲“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讲“涂之人可以为禹”，儒学教化的宗旨就是成圣成贤，做一名圣人君子。而成圣成贤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达到中和的道德境界，而中和就是身心的和谐。

修身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成圣），至少也要做一名和而不同的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与“同”是不一样的，和是一种为人处世的理想状态，而不是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修身同样有各“度”的问题，《论语·先进》记载说：“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儒家的另一篇经典《中庸》认为中和是性，中和是道，中和是宇宙的本来状态。人的可贵，就在于能中和；政教的作用就在于致中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达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为本，和为道，“中和”就是道，而且是达道，指一种高度和谐的境界，一种十分完美的境界。修身途径主要是指“八条目”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就要求时刻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

但儒家的宗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修身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只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要求。修身应该而且必须向外扩充表现为齐家、治国、平天下，说到底，修身是为了能更好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这是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上的人治主义相适应的，修身对于提倡人治，特别是提倡统治者以身作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其次，修身主要讲的是个人的问题，讲的是个人的身心和谐。然而，儒家政治思想关注的不仅是个人的修身，更为关注的是群体问题，是从家、国到天下这一个个不断扩大的群体。由个人（修身）到小群体（家庭），再到大群体（国家），最后到最大的群体（天下），这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另一条主线。儒家把修身作为其整个道德修养体系的价值目标和根本目的，并且成为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出发点。可以说，修身既是《大学》思想的根本目的，同时又是《大学》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由内到外、由小到大、由家到国乃至天下的实践之路是有先后顺序的。身心的和谐，既是道德修养的目标，也是实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乃至天下和谐的基础。

二、齐家——家庭（群体）和谐的途径。

儒家讲修身，主张在实现个人自身的身心和谐的基础上，进而逐步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而要实现社会这个大群体的和谐，首要的就是其组成单位——家庭内部的和谐。只有齐其家之后，才能治其国。即在修身的基础上，实现家庭内部的和谐，然后再从家庭这个小群体，扩展到社会这个大群体的和谐。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古代，血缘宗法制度决定了家与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家是国的基本单位，国是放大了的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齐家”已经被包括在了“治国”之中，成了治国的前提条件和必经之路，正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国。”（《大学》）儒家认为修身之后就可齐家，齐家之后才能国治，讲“齐家”是为了“治国”，“齐家”是“治国”题中应有之意，所以，把国称为国家。中国古人长期以来也习惯以君主来类比家长，因此治国便是齐家的扩大，齐家则是治国的开始，平天下则是齐家治国的进一步延伸。如何治理好一个家，从而便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伦理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重要政治问题。“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贫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大学》）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治国平天下的秘诀之所在了。

司马迁在评价儒家时曾说，“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儒家思想的长处正是在于由“序夫妇长幼之别”到“列君臣父子之礼”，即由齐家到治国，把国看做扩大的家，把家当作缩小的国，从而把父子之礼扩充为君臣之礼，把家庭的纲常扩充至国家的根本大法，由此而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也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家、国不分的局面。而由齐家到治国的途径则是一个“孝”字。“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孝，在古代社会不仅是维持家庭和谐的基本精神，同样也扩充至国家社会这个大家庭的基本理念和伦理要求，成为封建社会的纲常法纪、根本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