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是生态环境的最大污染者和损害者,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最大消耗者,它们有责任为人类的生态平衡做出最大的贡献。它们不能仅仅治理自己国家的污染、保存自己国家的资源(同时大量获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它们必须拿出巨资帮助贫穷国家治理污染并解决民众温饱问题。然而,有的生态整体主义者常常忽视发达国家及其国民的生态责任和环境欠账,相反喜欢以过来人的姿态和教训的口吻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指手画脚。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在《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里批评道:“北方富裕的工业国家对南方贫穷落后的国家指手画脚地说教太容易了,他们说我们经历过工业革命,建立了现代化的企业和城市,我们知道这条先污染再治理之路的负面效果,所以我们要劝阻你们不要再走这条老路。”但是,他们基本上只停留在口头说教上,却看不见他们做出真正有重大效果的实际行动。如果做不到这些,空洞的说教不仅起不到作用,而且还会激起发展中国家的反感。“没有任何一个富裕国家富强到可以不为自己的富强付出应有的代价;也没有任何一个贫穷国家贫穷到丧失了在资源分配、环保代价等方面的最起码的公正和平等的权利。”

威尔士大学哲学教授阿特菲尔德(Robin∵Attfield)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们“很少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反而企图在“全球非正义性”的基础上讨论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生态社会主义者大卫·佩珀(David∵Pepper)切中肯綮地指出,比“第三世界的人口膨胀”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第一世界的过度消费”。生态神学家萨丽·麦克法圭(Sallie∵Mcfague)也认为,“一个人口只占世界5%的国家却拥有22%的世界财富,并排放了占世界总量25%的污染物,这对其他国家的民众、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影响极坏。”生态神学要“关怀的是整个星球,严厉谴责造成当今生态恶化的最大责任者”,并呼吁它不要再“生态自私”(ecological∵selfishness)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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