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佛教研究最后的泰斗——悼牧田谛亮先生

日本中国佛教研究最后的泰斗——∵悼牧田谛亮先生∵

方广锠

2011年8月9日上午、下午、深夜，连续接到来自日本的两个电邮、一个电话，内容相同——牧田谛亮先生于8月8日凌晨5时左右去世，享年99岁。深夜11点多落合俊典先生的电邮中说：“按照先生遗愿，遗体将捐赠滋贺医科大学，葬仪将在一年后举行。”

躺在床上，先生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眼前，一幕幕往事接连浮现。

1994年，我在日本京都访学半年，其间由落合俊典介绍，参加“七寺古逸经典研究班”，得以拜见牧田先生。该研究班每周一次，在牧田先生家中举行。先生的住房在京都今出川附近一栋普普通通住宅楼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单元。老人一人住在那里，生活的一切自己打理。进门，走过狭小的过厅是书房。不足十五平米，除了门窗，凡有墙壁的地方全是书架，书架上从地面到天花板，全是书。窗下有一个小型复印机，如需资料，当场即可复印。书房中间两张桌子拼成长条桌，长条桌与书架之间只够放一个凳子，参加研究班的诸位背挨着书架围坐在长条桌四周。牧田先生平时就在这间书房工作，如果到得早，长条桌上往往放着他正在工作用的书籍等物。等人到得差不多了，再把桌子上书籍腾挪归置，开始研读七寺古逸经。

第一次到先生家参加研究班，落合先生特意带我提前到达，以拜见先生。等候在门口时，心中有些激动，也有些惴惴。因为当时我的《8～10世纪佛教大藏经史》已经出版，并且已经在日本引起较大的反响。书中在论及《沙州乞经状》时提到牧田先生的相关研究，评点说先生结论是正确的，但方法有疏漏。虽然纯属学术探讨，但我毕竟是后生小子。记得在先生家见面后，我先做自我介绍，并说当研究生时就拜读过先生的著作，非常仰慕，今天能有机会拜见，很高兴。先生不像一般人在这种场合，往往回答一些客气话，而是马上追问：“你读了我的什么书？”我回答：“读的是《疑经研究》。”并说明，我读的是宗教所的藏书。因为经常拜读、查阅，所以还没有还，现在还在我家中。没想到，下一周我第二次到先生家，先生拿出一本他已经签好名的《疑经研究》赠送给我。这本书至今我经常翻阅。

讲起书，还有一件事情，使我终生难忘。研究班这种集体科研方式，是上世纪50年代起，以牧田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学者首创的。当时先生任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组织并主持了《弘明集》研究班，经过长年累月的研讨，对《弘明集》做了详尽的研究译注，于1973年到1975年，先后出版《弘明集研究》三册。可以说，这是一个至今无人超越的高峰。而三册《弘明集研究》也成为佛教文献研究的典范。按照日本惯例，此类成果均为非卖品，即内部出版后仅供学界流通。在日本，内部出版也是一种出版方式。“非卖品”的学术价值，往往超过书店中的正式出版物。此类书，书店虽然不卖，但偶尔能在旧书店淘到，价格往往比公开出版的书贵。

在日本时，我比较喜欢逛旧书店，往往在一个旧书店可以泡上多半天。一次，竟然在一个旧书店发现有20年前出版的那三册《弘明集研究》。喜出望外，抱到柜台。老板要价20万，我吓了一跳。我当时每月工资只有人民币几百元，20万日元相当于将近2年的工资。虽说那次赴日，日方提供的生活费比较优厚，但20万实在不是小数。我掂量又掂量，权衡又权衡。放弃吧不甘心，买下吧真太贵。在柜台前回旋好一会，委实下不了决心。老板看我真心想买，说可以让价到18万。我犹豫再三，忍痛离开。

后来一次与梶浦晋先生聊天，我谈到旧书店的那三本书。他说：这套书非常稀见，的确要值这个价。不过，可以向牧田先生问一下，也许他还有多余的。我说：不行！太贵了。不能开这个口。梶浦晋又说：据他所知，京都大学人文所还有少量存货。牧田先生是这个研究班的主持人，如果牧田先生给人文所所长写一封信，也许人文所会赠送。我说：不要提此事，不要让先生为难，毕竟他已经退休离开这么多年了。

过了一段时间，研究班过后，忽然牧田先生主动问起此事。我这才知道梶浦晋还是把此事告诉了先生。我连忙说：这书宗教所也有，以前借过。以后需要还可以借。牧田先生没有说什么。等到我临回国前，梶浦晋告诉我，牧田先生还是为此向人文所所长写了信，但所长出国未归，所以没有消息。让我回国等消息。这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回国后一段时间，约2、3个月吧，日本寄来一个邮包，打开来，赫然就是那三册《弘明集研究》。心中的感激，无法形容。这套书，从此成为我最珍贵的收藏之一。

七寺，位于名古屋，收藏了一部日本平安时期的写经。这部经典早就为人所知，并曾有目录公布。一次，落合俊典先生前往调查，发现其中竟然保存一些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的典籍。另有一些典籍虽为大藏经所收，七寺本行文也有不同。他后来告诉我：当时非常吃惊，而且不自信。这么重大的问题，难道前此没有人发现，竟然被我发现？他将这一发现向牧田先生汇报，牧田先生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学术富矿。于是组织了七寺古逸经典研究班。经过多年努力，出版了牧田谛亮监、落合俊典编的《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刊》，全六册。以此为契机，由落合俊典领军，日本开展了对古写经的调查与研究，开拓了佛教研究的新局面。我在日本时有幸参加了这个以牧田先生为灵魂的研究班的活动，亲炙先生的教诲，领受先生的风采，体验了如何用研究班方式来从事佛教文献研究。回到中国，我也尝试用研究班方式整理佛教文献，《藏外佛教文献》开始时就是这样做的。当然，中日情况不同，这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不谈。

1994年以后，我去日本的机会比较多。如在京都参加学术会议，都能在会场上见到牧田先生。往往一天会议下来，我都感觉疲劳，牧田先生却从头参加到尾，还经常发言提问。参会、离会、拎包，大小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料理。真是不佩服不行。

我到日本，只要到京都，总要登门拜访先生，问候健康，请教问题。有时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单纯拜见，与先生随意聊聊天。先生在上海生活过若干年，能说几句标准的上海话。记得有一次，我临走时，先生送我一木盒已经打开、自己正在使用的茶叶。我非常感动。按照日本的习俗，这是长辈对比较亲近、不拘礼节的下辈才会有的举动。其后小女在京都留学，我曾经带她拜访先生。先生百忙中，还记掂着小女，曾经两次请她吃饭。

1999年，牧田先生与落合先生等来北京，拟到天津艺术博物馆调查敦煌遗书，托我协助联系有关事项。后由周绍良先生亲笔写信介绍，加上内子托人疏通，方才得以成行。按照中国的算法，当年牧田先生88岁，正值米寿。任继愈先生在北大做东为他暖寿。当天参加宴会的有季羡林先生、周一良先生、周绍良先生。落席以后序齿，季先生1911年生，居长；牧田先生1912年生，为次；一良先生1913年生，第三；任先生1916年生，第四；绍良先生1917年生，第五。个个都是耄耋老翁，但个个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席间五老畅谈甚欢，任先生还特意写了一幅字赠送给牧田先生：“疑经研究，海东一人。”那天我有幸忝陪末座，为先生们跑腿。当天五人欢谈的样子，现在犹在眼前。但五位老人都已先后故世，令人怆然。

2005年12月，我应邀携内子到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讲学。当时牧田先生在琦玉工业大学任校长。12月23日，落合通知我，已经与牧田先生联系好，陪同我们去拜见他。约2点半到深谷车站，出站不远，就是与先生约定见面的旅馆。走进大堂，先生已坐在沙发上等候。我们连忙过去。先生身穿西装，手持拐杖。虽然眉、发皆白，但面色红润，显得非常健康。我们在他周围的沙发坐下，互相赠送了礼品。先生给我们夫妇的礼品是一大盒羊羔羹，净重3公斤；给落合的是一箱瓶装啤酒，一打12瓶，约有7、8公斤吧。我看先生身旁并无随护，便问：这两件东西都是先生自己拿来的？他回答“是”，并作势左右手各提一件东西的样子。两件东西总共有10公斤以上，先生可已经高龄93岁了。就这样左手一件、右手一件提过来。我真为先生的精神、精力惊叹并高兴。由于电脑硬盘故障，我在日本的日记已经无存。下面是内子当天日记的摘录：

老人给每人要了一杯咖啡，笑眯眯地和大家谈天说地。他气色不错，反应不慢，也爱讲话。不像一个如此高龄的老人。看来他与落合也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落合向他介绍了大阪金刚寺古写经的调查进展。方介绍了北图敦煌遗书目录及英藏敦煌遗书目录的进展。老人也讲了自己目前的生活，说：现在一切事情仍然自己打理。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周一至周五到学校上班。并开玩笑说：多年前他办理护照时，工作人员就说他年纪大了，不给他办10年有效期的，只给他办5年的。从那时起，他已办了3次5年期的护照。方以前给我介绍过，今年夏天与落合一起到伦敦做项目的宫井里佳女士，就在牧田先生的琦玉工业大学工作。宫井曾说，牧田这个校长，不是挂名，是真正管事的校长。今天见面，老人提到宫井，说她工作不错，已提升为副教授，将来还会提升为教授。

交谈约持续50分钟左右，老人麻利地起身，穿上米色的风衣，带上贝雷帽，径自到柜台付帐，又返身回来。动作和速度都与正常人无异。我估计他是要送我们。果然，老人在前边带路，走向车站。出旅馆时，他举起手杖指着旅馆后边一幢高楼说：我就住在那里。我赶在他们前边，连连按动快门，拍下这位历史老人。后来从照片上发现，老人的风衣扣错了位。

老人将我们一直送到检票口，挥手告别离去。进入站台等车时，方同落合开玩笑说：你虽然已经戒酒，但这箱94岁老人亲自提来送你的啤酒可不能不喝。我们连连感慨：看来人首先要精神不老。我想：一个高龄并且有职务、有名望的老人，一切事情自理。这在中国，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不可思议的。

我要补充的是，那天牧田先生送我们回车站，他拄着拐杖，一个人急匆匆走在最前面，步履矫健，哪里像93岁高龄的老人。我们几个快步跟在后面，都为先生的身体康健赞叹。都说，像先生这样，寿过百岁，绝对没有问题。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牧田先生。此后仍有通讯往来，也以为还有机会见面。就在前不久，我把刚出版不久的《敦煌遗书散论》寄到日本，托人带给先生。

没有想到，刚过99岁生日不久，先生就往生了。

牧田先生1912年生于日本滋贺县野州市，先后就学于佛教专门学校（现京都佛教大学）、大谷大学、京都大学。曾在中国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助手。战后任京都大学副教授、京都大学人文所教授。从京都大学退休后，历任歧阜教育大学教授、琦玉工业大学校长等。

先生首赴中国是1935年夏天，时年23岁，曾在苏州报国寺拜访印光法师，又在南京毗卢寺拜访太虚法师。最后一次到中国是2006年12月，时年94岁，乃应邀到厦门南普陀寺，为闽南佛学院师生做讲演，并祭拜了太虚法师的舍利塔。

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佛教研究，著述甚丰，是日本中国佛教研究最后的泰斗。对佛教文献、净土宗、信仰层面佛教等力耕尤深，开创了疑伪经研究的新局面。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一个像他这样的学界泰斗，却致力于琐碎的实用文献工具书编纂。在电子佛典出现之前，先生编纂的几部高僧传索引，为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相信，随着佛教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先生的许多开拓性工作将越来越显示其价值。

先生生前已将自己的藏书捐出，设立牧田文库。又留下遗嘱，将遗体捐赠滋贺医科大学。我不知道一个经历了百年沧桑的老人，临终前想了些什么。但我知道，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