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漏泽园事业与佛教僧众的参与

南宋漏泽园事业与佛教僧众的参与

刘军峰

一、南宋时期漏泽园的措置

漏泽园是用以掩埋大量无名尸骸的公共坟场，为宋代一个重要的慈善机构，其制度始创于北宋。南宋祝穆所撰文献性巨着《古今事文类聚》中有一段《漏泽园之创》的文字记述，引自于南宋初吏部尚书徐度的《却扫编》：

漏泽园之法起于元丰间，初予外祖以朝官为开封府界使者，尝行部宿陈留佛祠。夜且半，闻垣外汹汹若有人声，起烛之四望，积骸蔽野，皆贫无以葬者委骨于此，意恻然哀之，即具以所见闻请斥官地数顷以葬之，即日报可。神宗仍命外祖总其事，凡得遗骸八万余，每三十为坎皆沟洫，什伍为曹序，有表总、有图规，其地之一隅以为佛寺，岁轮僧寺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1]

这段文字讲述了“予外祖”陈向夜宿佛寺时望见遍野积骸，其后接受宋神宗委派置办义冢的事迹。最初见于陈度的《却扫编》，而其后被祝穆引用并加上“漏泽园之创”作为文字标题，这样看来依南宋祝穆的观点，漏泽园的创立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的事。根据现存史料能够断定自宋神宗以至后来的几位皇帝几乎都曾颁诏多次措置漏泽园，宋徽宗曾效先皇神宗元丰年间的诏令，于崇宁三年（1104）再置漏泽园，后由权臣蔡京推广为园[2]。对于徽宗措置漏泽园一事，佛教史书《释氏稽古略》卷四《漏泽园》一条中亦有提及：“宋春二月，诏天下州县置漏泽园，殡客死无归之士。”[3]建炎南渡之后，宋高宗应户部员外郎吴县边知白禀奏，下诏临安府及诸郡复置漏泽园。[4]

南宋时期漏泽园作为社会公共坟场其存在非常普遍，从《宋史》的如下记载应该可以看出：

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既为之衣食以振其饥寒，又为之医药以救其疾病；其有陨于戈甲、毙于道路者，则给度牒瘗埋之。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以为常。[5]

漏泽园的措置同居养院、安济坊等是社会重要的日常福利，其中涉及米粮、经费、度牒、紫衣等拨发，因此漏泽园的措置多由国家和地方***颁令实施，存在基本的设置程规和管理办法，因此是一个较高制度化的福利机构。南宋时期漏泽园机构的制度化设置基本参考了前朝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及崇宁年间的旧制，但有时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裁立中制”。

漏泽园机构的设置涉及州县军监等行政区域，直接隶属中央及地方***，并载列簿记，现在能知道的漏泽园最早置籍的记载是崇宁三年之后，蔡京推广为园并置籍的记录，是否因为这个记载漏泽园的设立被认为起于蔡京不得而知[6]。但是通过官方史料可以知道漏泽园的挖掘建设及埋葬需要有较高的规划和要求，漏泽园的位置多选定在高亢荒芜的高地，由***拨地，以避免占用农田等膏腴之地而影响农业生产。规模有大有小，南宋绍兴年间***招募僧道在建康府州县等地敛收尸骸，得全体四千六百八十有七，断折残毁不可计以全者又七八万，埋葬在茶山、麟蛇山等地[7]。由此可见其规模定是不小。《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之四中有漏泽园建设的记载：人给地八尺或九尺，方砖二口，以千字文为号，记死者姓名、乡贯、年月日以为标志，并置物以为祭奠之所[8]。一代名志《嘉定赤城志》中记载了南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台州（今临海市）黄守∵∵∵重新修葺废旧漏泽园并置新园的基本情况：

旧园内立墙，墙内分为若干穴，自东取西，或自南取北，每穴地广七尺，修一丈，比葬，掘深五尺，每三层横穿一沟，沟广二尺，深六尺，仍相一低处笕沟水出溪，约可瘗一千五百四十八人，余三处可瘗二千五百人。[9]

从中看出漏泽园需要一系列的保护措施，比如四面缭以围墙，将墓地与外界相隔，以免日久造成遗骸暴露、“道攒路瘗”，此外官方还不惜成本建造排水沟，应该也是出于保护坟冢的目的，以免常年积水侵蚀墓地。从面积规模上来看，四处坟冢可瘗总共约四千多人，规模不小。另根据南宋官方通用的度量衡太府尺、三司布帛尺（一尺约合三十一点二厘米）折算，漏泽园中每个墓穴长约有三米二，宽约有两米二，深约一米五。排水沟约有六十厘米，深近两米。可以看出漏泽园的修建并非一件易事且修建质量非常之高。

漏泽园的建造及使用，需要依靠一定的财力，其米粮经费的支出来自常平仓，由提举常平司进行监管。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曾下令选僧两名主管钱塘、仁和两县漏泽园，并月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并委常平司检察[10]。此外漏泽园下葬随品及供养祭品亦是***置办，如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建宁府（今福建南平建瓯地区）知府宋之瑞派人将城外两百余尸骸敛收并置于吉祥寺内，并以兰羞（美味佳肴）加以供养，将明器（随葬物品，也叫冥器）一一置籍。[11]

最后，漏泽园事业离不开寺院僧众的支持，其墓园瘗埋活动、维护管理往往需要僧众们的参与，而事实上僧众在漏泽园建造及管理中也发挥着十分突出的作用，为社会慈善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南宋寺院僧众参与漏泽园瘗埋的事迹

自建炎南渡以来，南宋***从未真正摆脱过战乱的威胁，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各处流寇盗匪的作乱，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导致众多流尸遗骸无人掩埋、流民迁移、饿殍遍野的悲惨场景，面对战乱过后的善后问题，佛教寺院僧众积极应对，在收瘗尸骨遗骸、妥善安置流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弥补了***社会救济能力的不足。

南宋诸多的战事留下了大量的无名尸骸，为了掩埋无名尸骸和死于战乱灾害的军民，***在各地设置有大量的漏泽园，并召集寺院僧众负责漏泽园敛收遗骸、瘗埋灵柩等工作，建炎四年（1130）完颜宗弼率金兵攻陷承州（今江苏高邮），而在此之前金军与韩世忠水军曾在黄天荡（镇江西至仪征南）进行了为期48天的水战[12]，宋军先胜后负，阵亡将士的遗骸长期无人收葬，因此高宗下令“收拾遗骸于镇江府择地埋殡，仍岁度童行一名照管。”并令平江（今苏州）知府胡松年在镇江设立水陆斋道场致祭[13]。南宋绍兴年间建康府城（今南京）义冢八所中有四所设置在寺庙附近，高宗下诏凡敌（金军）所破州县暴骨之未敛者，官募僧道收瘗，分别放在西门清凉寺以南的茶山以及官道北面齐安寺以西等几所义冢中。此次寺院僧众的慈善义举得到了***的一些补贴与奖励，诸如建康府寺院僧人与饥饿的贫民一道以***所筹得的四百斛谷物、三百万钱财作为花销经费，经过近20日的努力，“得全体四千六百八十有七，断折残毁不可计以全者又七八万”，通过***筹款集物，僧人、贫民参与慈善活动，在当时即解决了身处困境贫民的生活问题，同时根据掩埋两百具而给予一道度牒的诏令，寺院僧人还获得了***发放的度牒奖励。据记载，因埋瘗有功，华藏寺、能仁寺、宝宁寺各得五道度牒，清凉寺三道、寿宁寺两道度牒[14]。从所得度牒数量上来看，参加此次尸骸掩埋任务的僧人至少有20人，与史料中的记载基本吻合，且来自至少五个寺庙，并且僧人们都圆满完成了掩埋两百具遗骸的任务，因而获得了***度牒，由此算来，僧人掩埋遗骸的数量至少在四千具，甚至更多。南宋隆兴和议之前，金兵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在江淮、荆襄、川陕三个方向，分四路对南宋发动进攻，淮河流域民众被金军屠杀甚众，来自福州的如本和尚收瘗遗骸三百，得到官府发给的度牒，后于光宗绍熙年间任如皋县石庄镇明禧禅院监寺，负责管理寺院庶务。[15]

除了战乱以外，因旱灾、水灾、饥荒等灾害造成的无名尸骸亦不在少数，而僧众大多都能积极响应并参加***的收瘗号召，尤其是当***面临财政短缺的时候，僧众收瘗遗骸的活动就越发显得重要了。如绍兴五年（1135）荆湖南路出现旱灾，致使流民迁移甚多，而加之朝廷已拨大量米粮与军费供应鄂州、鼎州等地而无法支给荆湖南路地区，该年十二月潭州（今湖南长沙）又突发灾害性天气，“积阴雨雪不止，自下旬雪霰交作，间有雷电，冰凝不解，深厚及尺”，致使“州城内外，饥冻僵仆，不可胜数”，荆湖南路转运判官、权安抚司公事薛弼在经费不足、米粮急缺的情况下，下令度牒招募僧行，随即瘗埋潭州城内尸骸，“旬日之间，阅实剃度僧行不少。”[16]孝宗执政时的南宋虽然战事相对较少，但也可谓多灾多难，特别是淳熙八年（1181）都城临安遭遇瘟疫，第二年亦即淳熙九年江西、浙东等地又遭遇特大饥荒。史料记载，淳熙八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宁国府（今宣州）民疫死者尤众[17]。四月十八日，孝宗下诏:“临安府于府城四门外相视隙地作大冢各一所，每处委僧十人、童行三十人，凡遗弃骸骨不问新旧，并行收拾丛葬。棺检（敛）之，并具僧行食钱，令本府量行支给。”[18]在疫病流行时期能够冒着被感染的危险挺身而出，收瘗包括大量被病毒感染的骸骨，实属需要巨大的勇气。然而从记载上来看，投入此次收瘗活动的有160余僧众，其热情不可谓不高。而就在第二年江西遭遇饥荒，僧众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开如、真如寺的僧人因受命主掌安葬饥民获赐紫衣、师号[19]。如若不是置办有功应该不会获得如此殊荣。

南宋寺院僧众参与漏泽园瘗埋的史料记载有很多，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对于社会的正面功能和积极影响，这也证明漏泽园虽是官方主导的慈善事业，但是如若没有僧众等民间力量的参与，这一事业亦不会顺利发展。寺院僧众历来提倡火葬，对于漏泽园土葬尸骸的举动却表现出极大的支持，并且亲历其中参与瘗埋，的确难能可贵。不仅仅是参与漏泽园尸骸的瘗埋，寺院僧众往往还与官府相协作，积极参与漏泽园日常的维护和管理，这也成为佛教支持漏泽园事业的又一个明证。

三、寺院僧众对于漏泽园的维护和管理

漏泽园是一个制度化较高的设施机构，一旦建设并投入使用便有固定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加以规范，其建制很难有大的改革。南宋时期曾任地方官员的刘宰在其所著《漫塘集·宜兴漏泽园记》中指出：漏泽园是为“贫不能葬、远不能归者”而建立的福利机构，其建制“类祖浮屠法所由来，久不可骤革”。[20]

漏泽园一旦建成，便需要人力进行守护管理，为此朝廷特选派僧人担当，并设立“守园僧”，绍兴十四年（1144）宋高宗下诏在临安府措置漏泽园，其所管辖的钱塘、仁和两县达到十二所之多，朝廷下令选僧两名主管两县漏泽园守园等事宜[21]。守园僧一般是经过***挑选的有德行及能力的僧人或童行，一方面通过挑选的僧众可以更能胜任守护管理的工作，另一方面僧众的选派还涉及漏泽园米粮经费、度牒、紫衣等的发放，因而守园僧的挑选是相当慎重的事。史料中就有因守园僧人工作不力而致使漏泽园荒废的记载，诸如嘉定年间，台州（今临海市）地方官员黄守∵∵∵因僧人童行能力不任，导致“道攒路瘗，过者恻焉”，故而其后重新修筑漏泽园[22]。孝宗淳熙九年（1182）时任韶州（今广东韶关）知州的汪大定因光运寺一侧的漏泽园常年缺少僧众守护而荒废，造成“遗骸多贮以瓶罂，垂之梁间，累累无数”的惨象，后汪知州用得来的善款将全部遗骸重新土葬[23]。由此还可以反映出即使是官方设置的慈善机构亦有监管不力的地方。

除了执行守墓这一任务外，守园僧还要将死者姓名、乡贯、掩埋时间等载列簿记，以听亲属享祭追荐。一般情况下，***批准所建的漏泽园也都必须备案置籍，所以现猜测漏泽园的置籍档案应该至少有两份，对此有一则史料可以证明：南渡之后，县及园各置图籍，置柜封锁，县令迁转时亦需点检移交[24]。也就是说州县***和漏泽园机构中各有一份图籍档案，至于两份档案是否完全相同，不得而知。但是应该可以想到各有一份簿籍档案无疑有利于***官员与僧众处理好漏泽园的分管事务，可以提高双方协作管理的效率。然而作为官方机构，漏泽园最终的管理权还是属于***，故而州县官员迁移调动之前需要将簿记档案及柜锁等物点检移交，此外州县及所置漏泽园还要接受各路监司巡历检察[25]。一些在漏泽园置办中有突出贡献的僧行，也需州县进行保明，并备申尚书省，这样才能发给度牒。[26]

诵经超度、修斋设醮，也是佛道界对于漏泽园事业的支持和维护，且是发挥佛道独特社会功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南宋高宗时期近侍押班董仲永出资建造净坊（亦即漏泽园），曰因果院，并派人敛收暴露遗骸，“岁时斋设经咒，令僧追荐。”[27]徽宗宣和二年（1120）漏泽园斋醮活动曾一度被取消，后高宗皇帝下诏措置各处漏泽园，“春冬醮祭犹存”[28]，可以看出南宋朝廷对于道教参与漏泽园事业的支持。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建宁府知府宋之瑞派人将城外两百余尸骸敛收并置于吉祥寺内，命桑门振拔幽滞，掩埋时“缁黄导前，幢盖缤纷，阖郡官吏咸集，观者塞涂，莫不合爪赞叹，甚是感泣。”[29]这是南宋少数几则僧道一起参与漏泽园法务活动的记载，从记载中看，僧人身着缁衣，道士佩带黄冠，幢盖纷纭，参加人数应该不少，而观者塞途，莫不合掌赞叹，甚是感泣，由此可见此次诵经超度、修斋设醮的活动亦带来了正面积极的社会反响。

综观以上所述，佛教僧众参与漏泽园事务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影响，简而言之，首先漏泽园是一项有益于社会民众的公益事业，佛教僧众的参与可以弥补漏泽园工作的诸多不足，一些诸如诵经、斋祭等法会只有僧众的参与才能完成。其次漏泽园的设置及佛教的参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消除了社会恐慌，同时由于***与佛教的相互协作亦起到了缓和政教关系的积极作用。最后，漏泽园为佛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僧众通过参与其中，普世观念和慈悲精神得以展现，这为佛教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及其快速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注∵释】

[1]∵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五十六《漏泽园之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类书类。

[2]∵脱脱：《宋史》卷一七八《食货上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正史类。

[3]∵觉岸编：《释氏稽古略》卷四《漏泽园》，《续藏经》四九册，880下。

[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绍兴十四年十二月己卯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编年类。

[5]∵脱脱：《宋史》卷一七八《食货上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正史类。

[6]∵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火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杂家类。其中有“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的记载。

[7]∵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三《掩骼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地理类。

[8]∵《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之四。

[9]∵陈耆卿：《赤城志》卷五《公廨门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地理类。

[10]∵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八八《漏泽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地理类。

[11]∵张琦等编：《建宁府志》卷四二《常平义垄记》，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12]∵脱脱：《宋史》卷三六四《列传第一二三·韩世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正史类。

[1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冬十月丙子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编年类。

[14]∵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三《掩骼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地理类。

[15]∵洪迈：《夷坚志》戊卷四《闽僧如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小说家类。

[1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八，绍兴六年二月庚戌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编年类。

[17]∵脱脱：《宋史》卷六二《五行志第一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正史类。

[18]《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八之十四、十五。

[19]∵《永乐大典》卷二二一七，〈园〉条。

[20]∵刘宰：《漫塘集》卷二二《宜兴县漏泽园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21]∵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八八《漏泽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地理类。

[22]∵陈耆卿：《赤城志》卷五《公廨门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地理类。

[23]∵楼钥：《攻媿集》卷一〇三《知江州汪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24]《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之四。

[25]∵脱脱：《宋史》卷一七八《食货上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正史类。

[26]《宋史全文》卷三五《宋理宗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编年类。

[27]∵曹勋：《松隐集》卷三十六《董太尉墓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28]《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之七。

[29]∵张琦等编：《建宁府志》卷四二《常平义垄记》，康熙三十二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