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讨论“传统”的书。一代经学大师朱维铮先生，于病榻中亲自校录，字字弥足珍贵。上篇泛论文化传统，下篇提供近代文化传统变异的例证。作者以中国历史作为背景，认为中国历史非但没有证明存在过自孔子以来便一成不变的传统，而且只能证明所谓传统，总在发生时空连续性的变异。本书挑战了人们以往在中国传统的认知上的诸多陈旧的观念，例如中国文化即等同于儒家思想、中国存在一以贯之的传统等。由于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在描述、分析历史事件的同时，为我们思考何谓“传统”，提供了新颖的角度。若说思想的启蒙基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再创造，那我们当今所讨论的走向未来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一种音调未定的传统。
朱维铮着∵∵∵∵∵∵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精彩书摘
初版小引
∵∵∵∵人世间没有不变的传统，或者说没有自古及今一以贯之的传统。中国的幅员与人口，中国的民族与语言，中国的历史与现状，都使中国堪称一个小世界。这个小世界的生成史，至今仍属学者们没有完全探究清楚的课题。但有一点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那就是这个小世界，尽管常被说成自我封闭或自我完善的典型，但无论考古学、人类学或历史学的研究，都在不断提供否定性的证明。
世界大同也许在可以企及的将来，仍属东西方哲人们共有而渺茫的一种理想。然而从有文献以来，这种理想时现时隐，却从来没有断绝过。我们可以批评乃至讥嘲那些哲人们，谁也没有真正发现过到达大同之路，却不能否认，人类社会的空间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来愈小，乃属历史的事实。如果不抱种族的、意识的或其他非历史的偏见，而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那么从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中间，除了证明那些不幸的哲人们的大同理想，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有别的解释么？
当然逻辑不能代替历史。而我的专业，更驱使我拒绝任何主观的臆造的所谓历史诠释。我佩服孔子为在东方复兴礼治的顽强劲头，我也佩服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奋斗精神。但劲头与精神，正如时髦的或悖时的种种主张主义，用来诠释历史，无疑不失为一种参照，却不可能使历史强就我范。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所谓一以贯之的传统，就我的考察结果来说，仍然只能看做是一种纯逻辑式推论。推论可能最终被历史证明是一种卓越的预见，但在历史仍然表明预见没有得到证实以前，推论不过只是推论。
在我看来，中国历史非但没有证明我们的国度存在过自孔子以来便一成不变的传统，而且只能证明所谓传统总在发生时空连续性的变异。尤其从17世纪以来，也就是我们的星球变小的速率加剧以来，中国的文化传统旧的消失和新的出现变动如此频密，致使生活在20世纪末的我辈，已很难理解20世纪初的同胞先辈如何看待历史的眼光和尺度。就是说，我们和我们的高曾乃至祖父辈已经出现了文化隔阂，更遑论更遥远的时代或更阔略的空间的文化变异和交互影响的历史实相。
老子言人，说是“自知者明”；孔子言史，说是夏殷之礼“文献不足”；孟子曾告诫“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庄子也叹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职业分工，使我总在习史教书作文，而年事愈增，愈觉先哲这类遗言有理。更其成为教书匠以后，倏忽已逾俗谓一世，读书渐多，阅世稍深，每见现状变为历史，非始料所及，那样的轮回至少已亲历十度。也许囿于狭隘的经验论，每每由此回头看古近历史，对于时彦前修所论的文化传统，是否合乎历史实相，也不由得疑窦日多。
我不欣赏治学当于不疑处有疑的说法，同样不赞成读史有疑处不疑的态度。先是被迫，继而自愿，我的研究重心多年来已转向中国文化史，近年更较注目于晚明至民初的中国文化的历史行程。发现了若干问题，在我们这一界，没有解决或者没有讨论，于是便很想了解那实相是什么。
有疑问而自以为明白了，便不免化作讲稿、论文或札记。读书求知，尚属有趣，而形诸文字，又追求尽可能地符合历史，便苦得很。不想本丛书偏名《书趣》，而编者偏要我的文字附骥。不得已，只好找出若干篇已刊未刊的并不有趣的文稿凑数。因为有几篇泛论文化传统，有几篇提供近代文化传统变异的例证，于是题作《音调未定的传统》。
朱维铮一九九四年十月于复旦一隅破壁楼
作者简介
朱维铮，1936年生，江苏无锡人。1955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60年毕业后留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现为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着有《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及二集）》《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中国经学史十讲》《壶里春秋》《重读近代史》等。编校注释有《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中国近代学术名着丛书》、《章太炎全集》第三卷、《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等近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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