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慧思的末法意识与对治实践
《法华经》特别指出菩萨行者要发愿于佛灭后的恶世末法时代，不惜身命，忍受种种骂詈毁辱等磨难，修身、口、意、誓愿四种安乐行。“如来使”，即如来的使者，没有明确的身份级别限制，指在末法时代不畏邪恶艰难、负起弘扬佛法使命的菩萨行者。
《法华经》关于“如来使”精神的特见，在慧思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受慧思的影响，天台宗学说具有强烈的末法意识背景。南北朝后期，表面上已取得蓬勃发展的佛教，在佛教史观上，却迎来了悲凉的末法思潮，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上作出种种对应的施设。
印度巽迦王朝（BC.187-75）以后，由于西方异族的侵入，国内混乱，时常对佛教徒进行迫害，这一时期成文的经典中，时时出现对正法灭尽的忧虑。南北朝后期传入中国的法灭经典，使《法华经》里已经具有的危机意识，成为更具体可感的现实危机。在卫元嵩上书北周武帝废佛的前一年，即北齐后主天统二年（566），那连提黎耶舍译出《大方等大集经·月藏分》，详述了有关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的世相，与劫尽末法世之情形。其中提出：
于我灭后五百年中，诸比丘等犹于我法解脱坚固。
次五百年，我之正法禅定三昧得住坚固。
次五百年，读诵多闻得住坚固。
次五百年，于我法中多造塔寺得住坚固。
次五百年，于我法中斗诤言讼白法隐没损减坚固。
此外，《法灭尽经》中的恶王出现，正法灭尽的说法，也是有关法灭思想的记载。
在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提出末法思想，并见诸文字的，就是北齐慧思，他在《立誓愿文》中，表达了末法来临的思想。提出释迦牟尼灭度之后，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的末法史观，并说自己出生时当末法第八十二年。南北朝时期通行的佛灭年代，是周穆王五十三年（BC.949）法上之说。依据这一说法，进入末法的时期，在南朝是梁元帝承圣元年，在北朝是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552）。这一年限正好距离北魏太武帝第一次灭佛（446）后的一个世纪以上。虽经文成帝复兴佛教，但已有人生起末法时代来到的忧患。
慧思的活动时间，正处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灭佛运动之间。慧思为应对统治者灭佛，造金字《大品般若经》和《法华经》，时当558年。过了十六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受道士张宾及还俗僧卫元嵩之蛊惑，于建德三年（574）下诏并废佛道二教；建德六年灭北齐，复下诏悉毁齐境佛寺经像，僧尼三百万悉令还俗，北方佛教一时声迹俱绝。在一个多世纪中，连续有二个帝王发动大规模的灭佛事件，这不能不对天台宗的思想学说带上浓烈的阴影。
在北朝和隋唐初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末法来临的悲凉的时代思潮。因应统治者毁佛灭法的暴行，从昙曜开始，凿窟造像，抄刻经典，成为一代代佛教徒为让“正法久住”而前赴后继的悲壮事业。末法时代去圣日遥，世道日浊，众生业障深重，故在依靠自力的同时，另须依靠他力接引，几乎成为慧思、智顗同时代人的共识。
慧思从早年起，就诉诸悲壮的苦行实践，《立誓愿文》提出首先在修证上完善自己，然后入世度人，以积累佛道功德见弥勒。在北方，昙鸾将观想念佛和称名念佛结合运用，并经道绰、善导等人发展，终于形成群众基础最为广泛的净土宗。三阶教认为时当末法之时﹑处秽土之处﹑尽破戒破见之人，又无正法治化的王者，故不须持戒，不须义解，只要礼忏地藏菩萨、行头陀苦行和无尽布施，便可免去一切罪。
慧思在光州期间，受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之刺激，曾造金字《大品般若经》和《法华经》各一部。《立誓愿文》当作于造金字《大品般若经》之年，从造金经时慧思年44岁推断，时当558年：
愿此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及七宝函，以大愿故，一切众魔诸恶灾难不能沮坏。愿于当来弥勒世尊出兴于世，普为一切无量众生，说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慧思悟道后声名远闻，学徒日盛，也因此招来是非乃至陷害。慧思因论议、讲说大乘经典，尤其是讲说大乘般若之学，一再受北方恶论师毒害，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危难。这与同时代的禅宗二祖慧可之受残害，几乎如出一辙。可见在盛行声闻禅数，一般俗僧以建寺造像度僧为第一功德的北方，初创的大乘实相禅法，无法在这大环境下立足。
末法时代，不仅教外有毁佛灭法的运动，而且教内也有败法破戒的勾当。当时佛教界因极度膨胀，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出现了腐败现象，这亦证实了《摩诃摩耶经》、《大集月藏经》等经典中所描绘的浇季末法的世相。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周武帝灭佛事件过后二十年，智顗在《摩诃止观》中还提到“淮河之北，有行大乘空人，无禁捉蛇者。”说在淮河以北地区，有一种行邪空之见而滥称大乘的人，放弃戒律禁例，无恶不作。如此破戒之徒，使百姓对僧团产生轻慢之心，视之如草芥；使国王、大臣找到镇压的借口，造成毁灭佛法的惨祸。而且，这种邪空破戒的言行，如毒气深入僧团中，于今未能改变。
由于个人的痛苦遭际，加以东魏北齐战乱不已，使慧思不断南下避祸，并最终归老于南岳衡山。在这地域上向南方转移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他的思想体系和止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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