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的创造转化，是基于对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尤其是通过对一些主要经论的诠释，消化、融合印度佛教，完成佛教的中国化。五世纪初，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了《法华经》、《般若经》、《中论》等大乘经论；接着，昙无谶在凉州译出《涅槃经》，佛陀跋陀罗译出《华严经》，于是大乘经论已经充分地介绍到中国佛教界。于是，充分地吸收这些经论的思想，而且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开创出中国大乘佛学的新思想，成为中土佛教界的时代课题。地论学派承继西晋、刘宋的佛教思想，在接受印度初期瑜伽行派的思想过程中，融合中印佛教思想，通过地论师的不断努力，形成丰富的中国佛教思想。
慧光以后的地论学派，随着师资相授，佛陀三藏、慧光的判教思想亦得到继承；同时，地论师依自己的思想以及立场，亦会对其他判教学说进行吸收，如昙遵、道凭都有所继承与不同的展开。于是，后期地论师的判教学说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局面：在渐顿圆三教判的基础上，重视《大集经》之流提倡“圆宗”，于是《华严经》与《大集经》得到结合；另外，“四宗判”开展成五宗、六宗，或者概括成声闻藏、菩萨藏。总而言之，后期地论师对判教的不断探讨，无疑刺激了天台智顗、净影慧远、嘉祥吉藏对判教学说的总结，为隋唐宗派佛教的形成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一、地论学派中《大集经》研习者
南道系的地论师，主要是以传习《十地经论》、《华严经》、《涅槃经》为主。但是，南道系的一流出现尊崇《大集经》的现象，而且将《大集经》提到与《华严经》相同的高度，成为地论学派南道系的特殊现象。
北凉昙无谶译出《大集经》[1]后，在当时的北方广泛流行。《大集经》广说诸修行法门，尤其是演说禅法，重视神通；在思想上，以般若性空、中观实相为宗旨，同时掺入密教色彩与末法思想。《大集经》还反映了印巴次大陆的医学、星宿学和历日法等，体现此经思想的夹杂性。
在初唐以前，弘扬《大集经》的高僧，依《续高僧传》有如下：
昙鸾（476—542），“读《大集经》，恨其词义深密，难以开悟，因而注解。文言过半，便感气疾”[2]。昙鸾学习“四论”后，一直欲注解《大集经》，为求长生，从道士陶弘景学习仙术，后来遇菩提流支授与《观无量寿经》，于是着《往生论注》。
慧勇（515—583），“讲《华严》、《涅槃》、《方等大集》、《大品》各二十遍，《智论》、《中》、《百》、《十二门》论各三十五遍”[3]。慧勇就龙光寺之僧绰、建元寺之法宠，习学《成实论》；从僧诠学习三论。
宝彖（512—561），着《大集经疏》，“初至〈虚空藏品〉，于义不达，闭目思之，不觉身上空中，离床三四尺许。欻然大悟，竟文慧发”。宝彖对《大集经》有特殊的体验，而且“钞集医方，疗诸疾苦”，制《涅槃经》、《法华经》等疏。[4]
安廪（507—583），曾为陈文帝讲《大集经》。在出家前，“制《入神书》一首、《洞历》三卷”，“性好老庄，早达经史。又善太一之能，并解孙吴之术”[5]。安廪是慧光的弟子，曾入南朝。
灵裕（518—605），着《大集经疏》八卷，而且还有《医决符禁法文》、《断水虫序》、《卜书》等俗书。
玄琬（562—636），十五岁从昙延出家，受具足戒后就洪遵学四分律，复依昙迁禀学《摄大乘论》，“《法华》、《大集》、《楞伽》、《胜鬘》、《地论》、《中》、《百》等并资承茂矣”。[6]
法融（594—657），学习三论，讲《大集经》。牛头山的佛窟寺“有七藏经画：一、佛经，二、道书，三、佛经史，四、俗经史，五、医方图符”。法融阅读诸书八年，摘抄各书的精要。[7]
昙鸾、慧勇、玄琬、法融都曾学习三论，而宝彖则以《成实论》著名，灵裕、安廪、宝彖、玄琬则出自地论学派南道系，昙鸾则受菩提流支的教导。而且，昙鸾等人都具备非常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与道家、儒家以及占卜、风水、医术、兵法等紧密联系，所以他们的思想与《大集经》有相通之处，或者说受到《大集经》的影响。[8]
在南北朝隋初时期，尊崇《大集经》的一流确实以地论学派南道系为主。在敦煌遗书中，保存有《大集经》注释的残卷B.8378（腾6）———《大乘五门实相论》，注释〈不可说菩萨品〉中间部分至“宝幢分”的〈魔苦品〉、〈往古品〉、〈魔调伏品〉、〈相品〉，各品注释的开头皆插入《大乘五门实相论》，这可能是《大集经》唯一现存的注释。而且，未发现对隋代插入的〈虚空藏品〉进行注释，推测这可能是隋以前成立的。[9]
在敦煌写本中，类似的写本还有《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仁王般若实相论》。在《仁王般若实相论》中处处强调“无障碍”，这与地论学派重视《大集经》一流“无障无碍”相通，因此是基于如来藏思想盛行《十地经论》研究的时代风潮中成立的，属于地论学派南道系的文献。[10]
同时，地论学派南道系尊重《大集经》的一流，不但在思想上重视“空”的思想，而且重视神通、陀罗尼、禅观。智顗在《次第禅门》“亦世间亦出世间禅”中，详细论述“通明观”，与《大集经》有紧密的联系：
此禅名为通明观者，此观方法出《大集经》文，无别名目。北国诸禅师修得此禅，欲以授人，既不知名字，正欲安根本禅里，而法相迥殊；若对十六特胜，则名目全不相关；若安之背舍、胜处，观行方法条然别异。既进退并不相应，所以诸师别作名目，名为通明观禅。或有说言：《华严经》有此名目。[11]
“通明观”的观法出自《大集经》卷二十二的一段文字：“憍陈如！法行比丘能得神通……是名不与凡夫共法，非是世法，是无学法。”[12]《大集经》论述了“通明观”的观法、支相，却无“通明观”之名目。当时北方禅师盛行此禅法，但不知名字，冠以“通明观”之名，恐怕是智顗的创见[13]。因为，慧思亦提起此观法，但亦无“通明观”的名称[14]。“通明观”的特色在于“观一达三”：观息、观色、观心，三事通观，故云：“从初修习即通观三事，若观息时即通照色、心，若观色乃至心亦如是。此法明净，能开心眼，无诸暗蔽。既观一达三，彻见无阂，故名通明。”[15]所以，“通明观”是依据《大集经》，接纳道教的存思法、汉代以来流行的五行观及伪经《提谓经》而镕铸为一独特的禅观。[16]
修习“通明观”的“北国诸禅师”应该与南道系有紧密联系，《大集经》研究伴随着《华严经》、《十地经论》研究的盛行而发展，从而出现尊重《大集经》的地论师一流，而且他们重视“无碍”的思想影响了华严学的发展。
二、三宗四宗与五宗六宗
慧光的“四宗判”，得到后代地论师的继承与发扬，于是出现三宗、四宗、五宗、六宗等种种判教。吉藏《大乘玄论》提及地论师持有“三宗”和“四宗”之说：
地论师：有三宗、四宗。三宗者，一、立相教，二、舍相教，三、显真实教。为二乘人说有相教；《大品》等经广明无相，故云舍相；《华严》等经名显真实教门。四宗者，《毗昙》是因缘宗，《成实》谓假名宗，《三论》名不真宗，《十地论》为真宗。[17]
地论师的“三宗”、“四宗”都是立足于慧光的“四宗判”，然后有所增减或修改。“三宗”分别是：（1）立相教：这是为二乘人所说的法，主要是剖析万法的性相；（2）舍相教：这是《大品般若经》的教理，阐明万法无相、本性是空；（3）显真实教：指《华严经》，显示最高的真理。所以，“三宗”是慧光的“四宗判”除去第二“假名宗”。而吉藏所提到“四宗”，与慧光的“四宗判”相似，只是改第四宗为“真宗”，以《十地经论》为代表经论[18]。
但是，吉藏并未指出“四宗”判教的地论师，法藏《五教章》记载大衍法师建构“四宗”的判教体系：
依大衍法师等一时诸德立四宗教，以通收一代圣教：一、因缘宗，谓小乘萨婆多等部；二、假名宗，谓《成实》、经部等；三、不真宗，谓诸部《般若》，说即空理，明一切法不真实等；四、真实宗，《涅槃》、《华严》等，明佛性、法界、真理等。[19]
“大衍法师”即是慧光的弟子昙隐，他居住于北齐邺城的大衍寺。昙隐的“四宗”，与慧光的“四宗判”基本相同，可见他是继承其师之说。
而且，吉藏还提及地论师具有“五宗”判教[20]。智顗《法华玄义》举出护身寺自轨的“五宗”：“有师开五宗教，四义不异前，更指《华严》为法界宗，即护身自轨大乘所用也。”[21]《五教章》的解释较详：
依护身法师，立五种教：三种同前衍师等；第四名真实宗教，谓《涅槃》等经，名佛性、真理等；第五明法界宗，谓《华严》明法界自在无碍法门等。[22]
自轨的生平不详，应是地论师。自轨的“五宗”前三宗，与慧光、昙隐的“四宗”相同，但是将“四宗”的“真实宗”分开，《涅槃经》阐明佛性妙有为“真实宗”，而《华严经》明无碍法界为“法界宗”，这样，《华严经》置于《涅槃经》之上，成为“五宗”。
在南北朝佛教中，《法华经》无疑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法华经》以“一乘”引导人们走向成佛之道，“十如是”表现出存在论的统一性，吸收人们去探讨宗教与哲学的重要命题。地论学派虽然以《涅槃经》、《华严经》为主要经典依据，但是仍然必须面对《法华经》，于是在判教理论中必须体现出《法华经》的地位与思想。所以，后期地论师在慧光的“四宗”判教中更提出“六宗”，智顗《法华玄义》说：
有人称：光统云四宗，有所不收，更开六宗。指《法华》万善同归，诸佛法久后，要当说真实，名为真宗。《大集》染净俱融，法界圆普，名为圆宗。余四宗如前。即是耆阇凛师所用。[23]
“耆阇凛”即是“安廪”，为慧光的门人。曾经到南朝，住钟山（今江苏省南京市东）耆阇寺，故名。安廪曾为陈文帝讲《大集经》，可见他是地论师中重视《大集经》的一流。安廪认为，慧光的“四宗判”未能收摄佛陀的所有教法，如《法华经》、《大集经》等，所以提出“六宗”。第五、“真宗”，这是指《法华经》，会三归一、开权显实，开示种种方便，最后归入最究竟的真实。第六、“圆宗”，即是《大集经》，融会染净的分别，显示法界为圆通无碍，普及群品。
依智顗的叙述，安廪的“六宗”是将大乘经论，依《华严经》、《涅槃经》→《法华经》→《大集经》的次序排列，这无疑不符合地论学派尊重《华严经》的传统。所以，《五教章》的引述则有出入：
六、依耆阇法师，立六宗教：初二同衍师；第三名不真宗，明诸大乘通说诸法如幻化等；第四名真宗，明诸法真空理等；第五名常宗，明说真理恒沙功德常恒等义；第六名圆宗，明法界自在，缘起无碍，德用圆备，亦《华严》法门等是也。[24]
安廪的“六宗”中的“因缘宗”、“假名宗”，与慧光、昙隐的“四宗判”相同。第三、“不真宗”是阐明诸法为如幻如化，第四、“真宗”则为说明万法的本性是空，从思想上说，这是将慧光、昙隐的“四宗判”的“不真宗”分开为“不真宗”、“真宗”。第五、“常宗”说明如来藏、法身等真理具有无量恒河沙数的功德。第六、“圆宗”是说明法界缘起自在无碍，万德圆备具足，亦是《华严经》所彰显的法门。安廪是将“四宗判”的“真宗”分为“常宗”、“圆宗”，其中“圆宗”应该是指《大集经》、《华严经》。
总而言之，安廪的“六宗”判教依智顗、法藏的记载，疑点颇多。虽然，后来澄观、慧苑等都以华严宗的判教进行解释，但已经远离地论学派的判教传统，不能正确理解安廪的“六宗”，所以必须借助地论学派的其他判教理论进行解释，尤其是重视《大集经》的一流。
三、圆中之圆与圆中之顿
在地论学派南道系中，出现尊重《大集经》的一流。于是，《大集经》的判别成为判教的中心。智顗《法华玄义》曾指出安廪主张《大集经》“为染净俱融，法界圆普”，所以为“圆宗”。在地论学派中，安廪、灵裕、宝彖、玄琬都是《大集经》的研习者，但是这些人的著作皆未能存世。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地论学派的珍贵文献。如S.613V《纲要书》，《敦煌宝藏》拟题为《佛经疏释》，主要是关于佛教法义的讨论，具有“义章”的特点。S.613V《纲要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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