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佛教管理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以《唐会要》为研究中心

论唐代的佛教管理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以《唐会要》为研究中心

卓∵越

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社会发展的繁盛阶段，亦是佛教中国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基于佛教势力的极度膨胀，统治者出于政治需求，加强了对佛教的政治控制。《唐会要·释教上下》从制度因革的视角，阐述了唐代统治者立足于佛教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制定了一系列的佛教政策，加强了对佛教的管理。这些政策以及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唐代佛教发展的中国化进程，使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唐代佛教政策形成的社会背景

（一）唐代的佛教发展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佛教发展的旺盛阶段。

这一时期，寺庙建造规模恢宏，遍及全国各地；僧尼人数大为膨胀，身份贯穿社会各阶层；译经事业发达，成果丰硕，译经方式由会通外来佛经向疏解本土教义转变；佛教宗派业已形成[1]，佛教的本土化进程渐趋实现，佛教正由一种外来文化演变为本土文化。唐代佛教的蓬勃发展，由内到外都显示出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文化特征。

在佛教发展的无限生机背后，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隐患，诸如寺庙建造的无节制性，僧尼队伍芜杂无比，贵族利用度僧与国家抢夺税源，寺庙经济的过度发展，百姓竭财毁身以奉佛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妨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危及到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同时亦不利于佛教中国化的正常推行。因而无论是从社会安定、国家发展的高度而言，还是从佛教自身发展的角度而言，都需要规范对佛教的管理，使其发展与社会、国家的发展保持相对的一致，这是唐代佛教发展或者说唐代佛教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另外，佛道儒争夺名位的问题，一直是唐代社会舆论争执的焦点。道教作为唐朝统治者的国教，长期受其庇护；儒家作为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也备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要想实现自我生存与发展，除了在思想上与儒合流、与道斗争之外，也不得不在组织形式、队伍建设、发展理念等方面加强管理与引导，使其规范化、本土化，并在此基础上扩大佛教自身的影响，壮大自身的力量，拓展其生存空间。

鉴于唐代佛教的蓬勃发展，佛教逐步获得统治阶层的广泛认可与接受，并在其庇护下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佛教在民间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为更多的人民大众所接受，佛教有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佛教迅速发展，已与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这迫使唐代统治者在政策制定方面，必然要从国家管理的高度来酝酿制定，重视并加强对佛教的管理，达到统治者巩固政权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利用其手中的权力，通过下达诏敕以及广立戒律的形式，在制度层面上约束与限制佛教的盲目发展，对其进行积极而有效的管理与引导，祛除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其目的在于协调佛教发展与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人民基本的生息要求之间的矛盾，使佛教的发展在最大程度上符合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以满足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的根本要求。但就客观效果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现佛教自我发展，加速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进程。

因此，唐代佛教的发展要合乎时代的要求，与社会、国家发展相一致，谋求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实现其本土化历程，其自身存在着加强规范管理的内在需求。鉴于佛教蓬勃发展，唐代统治者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必然要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出发，制定相应的佛教政策，采取一系列管理措施，加强对佛教的管理与引导。总之，唐代佛教合乎理性的发展需求与唐代统治者利用佛教满足其政治诉求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默契，这是唐代佛教管理得以推行的主因。

（二）唐代佛教政策形成的历史基础和社会条件

李唐统治者加强对佛教的管理与引导，有其优越的历史条件。

两汉之际佛教东传，魏晋南北朝国家动荡、社会离乱的社会背景，为佛教的发展扩展了空间；隋统一后，实行“替国行道”[2]的佛教政策，佛教的发展蒸蒸日上，寺院营建日复一日，僧尼人数迅猛增长。伴随佛教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佛教团体逐渐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社会力量，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必然要诉诸于行政手段，加强对佛教的管理与引导，以达到利用佛教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这一时期，封建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了对佛教的管理与规范，包括设立僧官，设置僧祇户与佛图户，编制僧尼户籍，规定寺院建置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佛教的发展，使佛教发展初步纳入到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轨道上来。这就为唐代统治者在佛教管理方面提供了历史借鉴，是其继续从国家的高度进一步管理与规范佛教发展的历史前提。

另外，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唐代统治者加强佛教管理的有利的外部因素。延至唐代，国家长期统一，社会秩序安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得以加强，封建经济繁荣发展，民族的融合继续推进，中西交通发达，中外文化交流盛况空前，这都为唐代统治者逐步加强及深化对佛教的管理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社会条件，使得封建统治者有时间、有精力采取措施加强对佛教的管理与引导，并有意识地增强在佛教意识形态领域的王权控制力。就某种意义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唐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相一致的，体现了唐代社会发展的某种必然趋势。

除此以外，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制度建设渐趋完备的时期，封建统治者较为重视建立并完善社会的各项规章制度，如高祖制定《武德律》，太宗制定《贞观律》，高宗时成《唐律疏议》，玄宗时《唐六典》问世，尤其是后两部书的编纂，标志着唐代法律制度的完备[3]。此外，还有杜佑《通典》及苏冕《会要》等制度史书的编撰问世，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应当说，唐代是一个制度建设较为完备的社会，统治者的制度意识大为增强，社会对于制度建设也比较关注，这为***加强对佛教管理，推进佛教的规范化建设，营建了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唐会要》视角下的唐朝佛教政策取向

唐代佛教政策的制定，表面上看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喜好，其实内里与封建统治者的集体利益与整体意志息息相关。然而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意志必然要与一定的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时代所赋予的条件相契合，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并维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否则便是水中捞月，雾里看花。有唐一代社会的发展背景，即社会发展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整体文化氛围，是影响唐代统治者制定佛教政策的重要因素，亦是他们思量与制定佛教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唐代佛教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不仅有助于满足封建统治者的政治诉求，达到保障与维护其根本利益的要求，客观上亦有助于唐代佛教的自身发展，推进唐代佛教的中国化历程。

《唐会要·释教》上下两篇，载明了有唐一代佛教相关典章制度的因革发展情况，唐代统治者对佛教政策的制定及其管理举措，一方面反映了统治者对佛教的政治诉求，体现了统治者的国家意志和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佛教政策的制定与颁行，客观上有益于推动唐代佛教的中国化历程。就此意义而言，唐代佛教政策在《唐会要·释教》中的反映，主要基于四个方面：一是从满足封建社会政治需求的角度出发，实现对佛教的控制；二是从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要求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三是从维护封建统治思想的需要出发，要求与儒家实现合流；四是从佛教发展的实际出发，适时调整佛教政策。

（一）从满足政治的需要出发，实现对佛教的控制

武德年间，国家新立，百废待兴，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秩序，进而恢复与发展封建经济。然而由于隋代实行“替国兴道”的佛教政策，统治者大肆奉佛，僧侣人数剧增，僧侣队伍日趋秽杂，入唐以来，各色人物更是杂乱其中。其中“邪辟小人”[4]，打着佛教的幌子，要么直接参与反唐的活动，要么煽风点火制造紧张氛围，如武德二年，沙门道澄助刘武周攻克介州[5]，武德四年，唐俭检举李仲文与志觉有谋反语等[6]，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此间太史令傅奕请去释教的奏疏，即以此为社会背景。傅奕上疏高祖，认为“遵尚其道（佛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7]。尽管傅奕的这番话有污蔑佛教的成分在里面，但至少可以说明，佛教无原则的发展致使僧侣队伍芜杂，不法分子以佛教为遮掩，背后阴计谋反，亦是不争的事实。这对于巩固新生政权、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确实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8]。高祖虽认为“三教虽异，而善归一揆”[9]，对佛教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但也部分采纳了傅奕建议，“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10]。从而确定了唐朝初年京师及诸州的寺庙数量，并对僧侣有了年龄和品行上的界定，即“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留之，其余“并令罢遣，各还桑梓”[11]。高祖从稳定政局的政治需求出发，以佛教的有限度发展作为控制佛教的手段。

太宗继位初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为止息民怨，稳定战后局面，从根本上巩固封建统治，贞观三年下诏，令“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侣”[12]。让所司确定建寺的处所，确立寺名，明定僧侣人数，并以此为基础修造院宇，要求所司“具为事条以闻”。最后确定在汾州、吕州、晋州、邙山、氾水、洺州等地建造寺院，这几个地方是唐代统治者与反唐势力战争最激烈的地方，死亡巨多，故分别立宏济寺、普济寺、慈云寺、昭觉寺、等慈寺、昭福寺，并分遣虞世南、李百乐、褚遂良、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诸人，立碑记铭功业。目的是为死者“树立福田，济其营魄”，希望“法鼓所振，变炎火于青莲；清焚所闻，易苦海于甘露”[13]。实际上是为了止生者怨愤，利用佛教安定人心的作用，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佛教由此成为封建统治者稳定民心、安定社会秩序的一件法宝。

这一时期，“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佛教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贞观十一年正月十五日，诏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14]。释与道相比，释氏地位下降。佛教徒不甘心释道在王权中的排名，他们积极应对道教的挑战，这可以从贞观八年唐太宗与长孙无忌的言论中看出端倪，“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事欲令我每日将十箇大德，共达官同入，令我礼拜，观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15]。佛教徒为了争取统治者的认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也积极地预划入事王权。唐太宗利用佛教积极入事王权的态度，加强了对佛教的管理，“屡次检校佛法、简括僧徒，清肃非滥。对于私度之僧，处以极刑”∵[16]，使佛教的发展纳入到王权统治的轨道上来。

唐太宗一方面利用佛教思想上的教化之功，拉拢民心，稳定社会秩序，以达到巩固统治、安邦定国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对佛教的管理，把佛教纳入王权政轨，解除佛教盲从发展所造成的威胁政权巩固之弊。他所主张的防弊扬利的宗教政策，基本上奠定了有唐一代的佛教政策的基调。

（二）从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要求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农业是封建社会的本业，维护农业的发展，不仅符合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有助于封建社会的经济运行。佛教过度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滞碍了农业发展，侵犯了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奢造寺院，广度僧尼，浪费民财，侵夺民力；百姓奉佛废业竭产，荒废农时，不事生产。

唐代封建统治者营造寺宇，可谓不遗余力，则天时期，大力奉佛，修造寺宇、伽蓝、佛像蔚然成风，“里甓芯唬a阓亦有精舍”，如祭酒李峤所言“殿堂佛宇，处处皆有”[17]；且“皆务宏博，竞崇瓖丽”，狄仁杰谓“今之伽蓝，制逾宫阙”[18]，监察御史张廷珪更是把这一情况描述到极致，“（则天）陛下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冶之金以为像”[19]。其继任者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宗∵“布慈悲于沙界，树功业于玄劫。蜺旌宝盖，接影都畿，凤刹龙宫，相望都邑”，“营造寺、观，大则费一二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20]。可谓耗竭府库，专事雕琢。∵睿宗时，“今天下佛寺盖无其数，一寺堂殿倍陛下一宫，壮丽甚矣”[21]，以至于左拾遗辛替否大发感慨：“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

这样大肆建造，必然要“功不使鬼，必役于人”[22]，把大量的人力吸收到修造寺宇上来，必然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力大为减少，而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有间歇地营建，必然要夺“三时之务”，致使农功废弃。工匠们朝驱暮使，常年劳顿，生活艰苦不说，而且还没有保障，时刻面临疾病与死亡的威胁，“通计工匠，率多贫窭，朝驱暮役，劳筋苦骨，箪食瓢饮，晨炊星饭，饥渴所致，疾疫交集”[23]。∵另外，营缮所需费用，官家“终须科率”，百姓“难免劳扰”，“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24]从而加重百姓的负担，致使“有慵力客作以济糇粮，亦有卖舍贴田以供王役”[25]，百姓有沟壑之忧。这样的后果必然是民心离失，“时多怨咨”。统治集团内的有识之士，如李峤、宋务光、张廷珪、萧至忠等人，纷纷上疏请罢不急之务，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务存农事，爱惜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