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本归源话“禅与和谐世界”——在北京大学“禅文化与和谐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

溯本归源话“禅与和谐世界”

——在北京大学“禅文化与和谐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学∵诚

（2007年8月21日）

众所周知，季羡林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散文家。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及文化交流史、吐火罗文译释、敦煌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等，研究之深、范围之广，实为罕见。季老融汇百家、学贯中西，作为中国最杰出的文化人物之一，受到世人的钦佩和敬仰。

此次为庆祝季老96岁华诞，举办“禅文化与和谐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季老关于“人生必须解决三大问题”的思想。

季老在《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序》（2001年2月15日）中说：

我一向主张，人生必须解决三大问题：一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天人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属于这个范畴；三是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的问题。东西文化的差异充分表现在解决这三大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上……解决天人问题，东西方法迥然不同……西方主“征服自然”，而东方主“天人合一”……我的“新解”就是：人类与大自然要和睦相处，和谐相处……东西这两种态度产生了什么后果呢？恩格斯明明白白地说：“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到了现在，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恩格斯的预见，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季老用了几年查阅正史、地方志和各种中外数据，用令人叹为观止的考据功夫，勾勒出了“糖”背后隐藏的十分复杂、生动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于1998年出版了讲述制糖历史的80多万字专着——《糖史》。

蔡德贵在《东方学人季羡林》中说：季羡林从糖的“小”中，见到的是文化交流之“大”。他写《糖史》的目的，是想让人们都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大事如此，小事也不例外。像糖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后面，却隐藏着一部错综复杂的长达千百年的文化交流史。

季老在《我的人生感悟》中说：

禅学家常用“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作比喻，比喻是生动恰当的……庄子所说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我在这里实在是不知道何所得，又何所忘，古今中外，关于禅学的论着可谓多矣。我也确实读了不少。但是，说一句老实话，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书、任何人能把“禅”说清楚的。也许妙就妙在说不清楚。一说清楚，即落言筌；一落言筌，则情趣尽失。

就让我们在此溯本归源，尝试从达摩禅入手来理解难以言诠的禅。

达摩禅师亲说、弟子昙林所记录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净觉《楞伽师资记》、道宣《续高僧传》及《景德传灯录》等都有引述：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

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为理入。

行入者，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者报冤行，二者随缘行，三者无所求行，四者称法行。

印顺导师在《中国禅宗史》中说：

达摩所传授的，具体而明确。“入道”，是趣入菩提道；道是道路，方法。大乘道不外乎二入：理入是悟理，行入是修行。入道，先要“见道”——悟入谛理。佛法不只是悟了，悟是属于见（理）的，还要本着悟入的见地，从实际生活中，实际事行上去融冶，销除无始来的积习，这叫“修道”。修到究竟圆满，名为“无学道”……

理入是见道，是成圣；依大乘法说，就是（分证）成佛。然而，悟了还要行入——发行。前三行是“顺物”，称法行是“方便”，这都是从实际的事行去进修，而不是从心性去解说的。

前三行是对“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苦的进修。修道者是人，是生活在人间的。无论是个人，是佛教，都要着重人与人的和谐……悟道者不是处身旷野，“静观万物皆自得”——自得其乐就好了。人是生活在人间的，要本着自悟的境地，无怨憎，不憍侈、不贪着，而做到自他无碍，皆大欢喜……也就是不违世俗，恒顺众生，从克己中去利他的。

称法行是“方便”——以“无所得为方便”而行六度。行菩萨大行而无所行，摄化众生而不取众生相，“三轮体空”，从利他中销融自己的妄想习气。这样的处世修行，才能真的自利、利他，才能庄严无上菩提。

达摩从印度来，所传的教授，精要简明，充分显出了印度大乘法门的真面目。

被尊为禅宗六祖的曹溪慧能大师，在其语录《六祖坛经》中也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佛教提出“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无量寿经》），“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金刚经》），以及“自他不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众生平等”等一系列理念，坚持自利利他、自度度人。

《维摩诘经》云：“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灭。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则有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萨如是，于诸众生爱之若子。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亦愈。”

近代推动佛教教育的先驱太虚大师在《维摩诘经别记》中说，净名居士，窥破佛意，以大菩萨之本地，现居士之身相，运不思议之神通……空我空法，心行平等，故能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任运上求下化，自利利他。

太虚大师19岁闭关阅藏时，如自传（三）云：

积月余，《大般若经》垂尽，身心渐渐凝定。一日，阅经次，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剎焕然炳现，如凌虚影像，明照无边。座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历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旋取阅《华严经》，恍然皆自心中现量境界。伸纸飞笔，随意舒发，日数十纸，累千万字。所有禅录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所学内学教义，世谛文字，悉能随心活用。

大师启发禅慧之后，宏愿以佛学救世，“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太虚大师曾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认为成佛就是人格的究竟完成。太虚大师主张“学佛要从人乘行果完成大乘佛道”、“吾不为一宗一派之徒裔”，主张力行菩萨道，直学佛陀，以佛陀为导师。

中国佛教以“心净则国土净”（《维摩诘经》）的坚定信念开出了“人间佛教”的智慧之花，确立了人间净土的发展理路、思想方向和实践旨归，既契合了佛陀慈悲济世、达摩禅法解行并重的本怀，也圆融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髓，同时响应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现实关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价值，是当代人类构建和谐世界无可替代的精神资粮和智慧源泉。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也许就是佛教传到了西方。”

美国心理分析学家弗洛姆在《心理分析与禅佛教》中以“今日的精神危机与心理分析的任务”为题说到：

生活在西方的人民……至少一些有批评眼光的观察者都共认这个危机的存在，并了解它的性质。这个危机可以被描绘为“不安”、“倦怠”、“时代病”，死气沉沉，人的机械化，人同自己、同他的同胞以及同自然的疏离。

人追随理性主义，业已到达理性主义变得完全不合理性的地步……人被劈为两半，一半是知性，这被认为是真正的我（I），它要控制另一个我（me），就如同要控制自然。用知性控制自然，以及生产更多更多的货物，变成了生活的最高目标。在这个程序中，人把他自己变成了物，生命变成了货物的附属品，生活（to∵be）被持有∵（to∵have）所统治……

人放弃了父母般的上帝这个幻象，但他也同时放弃了所有伟大的人道宗教之目标：克服自私的自我所构成的种种限制，而达到爱、客观、谦虚和对生命的尊重，如此，使得生活本身成为生命的目的，而人变成他潜能中所能够变成的样子……

道教和佛教在合理与讲求实际方面，要超乎西方宗教。他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去看人，而除了“觉悟者”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可做人的引导者，而人又是可以被这些觉悟者所引导的，因为每个人在内在里都有着觉醒与开悟的能力。这乃是何以东方的宗教思想——道教与佛教，以及它们在禅宗中的结合——对今日西方具有了如此的重要性。

禅宗帮助人为他的生存问题寻得答案，这个答案在本质上同犹太——基督教所给予的答案并无不同；然而禅宗的答案却与现代最珍贵的成就不相冲突，即，它不违背理性、真实主义与独立。东方的思想比西方思想更合乎西方的理性思想，可以说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

顾伟康在《禅宗六变·第六章》中说：

1900年，当铃木大拙撰写他的第一本英语禅书《大乘佛法概要》时，弗洛伊德发表了他的名着《梦的解析》。他们两人互不知道，但却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即批评西方现代文化理性至上的立场和方法……由于弗洛伊德大胆而富于同情心地揭露问题，西方人开始睁开眼看到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人类被物理分割而造成的异化……

而铃木的思想，则是依靠禅克服异化，但不是通过改变或升华原则，而是通过般若之智粉碎人的无知……弗洛伊德的终点是悲剧，但禅让人认清自己的真面，依靠它的经验，获得新生；作为整体人类存在，则获得超越生死的新精神，超越理性的二分的新立场。经验和生活在禅中，获得解脱，那是禅佛教……

当西方文化席卷全球，把二元的世界观强加给现代世界时，人类对任何事物的把握都仅仅达到投射层面，以指为月成为当代世界的“时代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精英们能危言耸听——人类失落了自我！而铃木禅学的目标，正是想为当代世界找回那失落的精神家园……但当代的“人”的主题不再是依靠分类法的外在的投影，而是内在直接的，对人的本质的整体把握；是对人的存在之本体意义，人的意义源泉、价值源泉意义之探究……

当代禅与铃木大拙的名字不可分……1927年，铃木的《禅学随笔，第一系列》在西方出版，历史学家怀特称之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之大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介……精神分析学家荣格、弗洛姆等人或为铃木的著作作序评介，或与铃木合着禅学著作，在以西方思想分析、诠释禅学的同时，力图以禅的精神匡济西方世风和思想。

正如物理学家薛定锷所指出的那样：“科学给予我周围世界的图像是非常欠缺的，它提供了大量的只叙述事实的信息，将我们的一切经验都放置在一个严密的秩序之中。这个秩序固然宏伟，但它对于一切真正接近我们心灵、对我们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则是可怕地缄默。”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他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上，这种宗教意识来源于宇宙万物合而为一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若问哪种宗教可以应付现代科学进展的需求，那么这个宗教便是佛教。”

约翰斯顿在日本禅宗大师的指导和训练之下逐渐开始理解佛教，他们以棒喝迫使其脱离概念和想象直接经验到现实。他感到禅宗导师们的教导加深了其基督教祈祷的经验。他将这一佛教与基督教交流的成果表达在其著述中，并作为《静止的点：禅宗和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反思》（1970）和《基督教禅》（1971）的作者而名声大噪。我们欣喜地看到，佛教传入西方后，并未出现令人担忧的宗教冲突，反而使得西方固有的基督教具有更高的智慧和慈悲，淡化拘泥于宗教形式所带来的教派纷争和冲突，真正回到福音精神上来。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佛教提出“依正不二”的理论，认为“正报”指众生及诸佛菩萨即生命主体，依报指“正报”所依存的国土即所生存的大自然。依正不二就是认为正报与依报乃一体两面，缺一不可，二者密切相关，由此奠定了佛教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主张，即对大自然爱护而不是掠夺，主张草木无情而有性，应细加呵护，而畜生道的有情众生因其皆有佛性，更须加以关爱。因而，佛教主张人与自然和合共生，和睦相处。

和谐与共、和睦相处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世界人类消除灾难、化解危机、摆脱困境、共享繁荣进步的唯一选择。如何认识发掘禅、佛教中蕴含的“和谐”智慧，并以这种伟大智慧指导人类世界的行为，就因此具有了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佛教以缘起理论揭示世间一切事物的相互依存与相互联系。“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世界是缘起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毁灭了大自然，人类自己也无法独善其身。同样，不能与其它种族（民族）、其它国家、其它宗教（教派）、其它文明和睦相处，自身也肯定得不到安宁祥和。

佛教直指人性存在的弱点，揭示了人心中贪婪欲望、固执己见、傲慢偏见是铸成世界无穷无尽的灾难，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和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因而和谐世间必须从心开始，从心性的陶冶和德性的培养入手。

佛陀主张以慈悲、智慧、平等、包容的精神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团体与团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慈悲就是彻底革除自私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一举一动都要关注到对其他众生苦乐的影响；智慧就是要认识到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变化的缘起性，消除不同人群内心所坚固执着的各种成见、偏见及由此引发的种种冲突、纷争；平等是尊重有情生命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透过差别各殊的自相而了达万物平等的共相，找到各种文明、各个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包容是理解、接纳乃至欣赏与自己不同文明体系、思维模式、风俗习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