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桑∵吉

中泰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桑∵吉

泰国位于中南半岛的中部，东南与柬埔寨接壤，南邻泰国湾，西邻缅甸，东北以湄公河为界，与老挝毗邻。全国面积为51.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200万。绝大部分是汉藏语系的民族，约占总人口的92.7%；其次是南岛语系民族，占4%；南亚语系民族占3.7%。在汉藏语系民族中，泰语族人口占泰国总人口的81%，华人在人数上仅次于泰族，占泰国总人口的12.1%。

泰国官方文字为泰文，它是借用高棉字母创造于公元13世纪，而高棉字母最早则来源于南印度的一种文字。

泰国的“泰”，在泰语中是“自由”的意思，泰国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勐泰”，其意为“自由之国”。泰国在古代原称暹罗国，1939年改称泰国，1945年2月又改称暹罗，1949年5月再次恢复泰国这个名称。

泰国素有“佛教王国”的美誉，南传上座部佛教是泰国的国教，泰国的政治制度、商贸经济、文化艺术、道德观念、民俗风情、城市建筑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盛行、僧侣众多、寺塔林立的佛国风光，构成了泰国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

佛教在泰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里，从印度传入的大乘佛教就在当时泰国境内诸多小邦国开始流行。就在大乘佛教传入的同时，印度婆罗门教也传播到了这一地区，三四世纪以后逐渐兴盛起来。十世纪前后，中部泰国信奉来自吉蔑的大乘佛教，北部泰国信奉来自缅甸蒲甘的上座部佛教。从十三世纪开始，由锡兰（今斯里兰卡）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在泰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由于融合了婆罗门教、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以及明清以后泰国华人中流行的汉传佛教，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泰国上座部佛教。

众多的佛教寺院、学校成了青年人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场合和基地，佛教的伦理思想、哲学观念被一代代的泰国人所接受，对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泰国佛教发展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在对国民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国民教育的过程中，泰国的各个佛教社团起到了很大作用，为后来佛教被宣布为国教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泰国宪法规定，国王必须是佛教徒和佛教的护持者。于是，佛教的深邃智慧与和平主义的思想直接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服务，成为泰国精神文化的核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泰国国内相继成立了许多社会团体，其中不乏佛教社团，佛教思想成了泰国知识界、文化界联系民族感情、抵制西方文化影响的有力武器。佛教使得泰国的民族思想和传统文化更具亲合力，表现出一种和平主义的精神特征。例如，当时的泰国总理拟定了“效忠民族规约”，在“规约”中阐明了每一个泰国人必须遵守的四条原则，其中的第二条原则就是：“尊重佛教胜于自己的生命”。可以说佛教对铸造泰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两汉三国时期的中泰佛教文化交流

作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泰国佛教，大约在汉朝以后，开始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汉传佛教有了往来。三国时期，地处江南的吴国，就对泰国历史上古代金邻国、扶南国、林阳国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信仰有了一定的了解。大约在公元244至251年前后，吴国曾派遣官员朱应和康泰出使扶南、天竺等南亚、东南亚各国，回国后朱应着有《扶南异物志》，康泰着有《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土俗》，书中分别记述出访东南亚各国的旅行见闻，记录了各国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其中康泰在书中就提及了泰国早期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信仰情况。如《太平御览》引康泰《扶南土俗》说：“扶南之西南有林扬国，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数千沙门。持戒只斋日，鱼肉不得入国。∵一日再市，朝市诸杂米、甘果、石蜜，暮市但货香花。”又说：“扶南国人最大居舍，雕文刻镂，好布施，多禽兽。王好猎，皆乘象，一去月余日。”《太平御览·林阳国》说：“林阳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万余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从以上史料中的“奉佛”、“沙门”、“持戒”、“斋日”、“布施”、“仁善”等，我们尚能了解到公元三世纪前后扶南国、林阳国的佛教信仰已经到了相当普及的程度。虽然林阳国是当时泰国西部的一个小邦国，但佛教十分兴盛，且以大乘佛教为主，像禁止食肉等都是大乘戒律所要求的。

在吴国朱应和康泰的游记中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国家，就是泰国历史上最古老的“金邻国”。不过，遗憾的是这两部较早记述泰国及东南亚各国重要史料的著作唐代以后遗佚，故而我们只能从后人传抄的引文中了解两汉前后泰国的历史和佛教状况了。公元三世纪末，西晋文学家左思在《三都赋》的“吴赋”中提及金邻国时说到“金邻、象郡之渠”，并引朱应《异物志》说：“夫南之外，有金邻国，去夫南可二千余里，土地出银，人众多，好猎大象，生得，其死则取其牙，酋渠皆豪帅也。”这里的夫南即是扶南。

南朝刘宋时代的竺芝，曾于公元五世纪撰写过一本《扶南记》，其中也提及金邻之国。遗憾的是这部著作也早已佚失，好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有此文，才使我们了解到泰国早期的佛教历史。如引文中有说：“林阳国去金邻国（又金陈国）步道二千里，车马行，无水道。举国事佛。”从这些汉文史料中，我们可以隐约得知大约在两千多年前佛教就已传入到今天的泰国地区。我国史籍中所说的金邻国、林阳国便是公元三世纪前泰国先民孟人在湄南河流域建立的两个邦国。前者大约位于今天泰国那空帕统一带，包括北碧府南部、佛丕府和夜功府等地；后者大约在今天泰国的西南部。

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正式传入泰国地区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公元前240年，印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曾派遣苏那和乌多罗两位高僧到素湾那蒲密传播佛教，而素湾那蒲密就是中国古籍中提及的“金邻国”，有时也叫“金陈国”，而古时的泰海湾就叫“金邻大湾”。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泰佛教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文化交流最频繁、最昌盛的历史时期。中土、西域、天竺、东南亚各国的佛教徒往来频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公元二世纪末到六世纪之间，泰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扶南（即今柬埔寨）的统治之下，但是佛教却受到了扶南王朝的护持。作为东南亚海上交通枢纽的泰国，对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弘扬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译经弘法的极盛时期，扶南国不仅直接派遣高僧通过海路来中国传译佛经，而且扶南国还是当时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僧人往来中国的海上必经之路。据史料记载，当时来往于中国的僧人，行程可考的大约就有十余人，其中三人是扶南国僧人，他们就是著名的僧伽婆罗、曼陀罗和须菩提。三位高僧曾先后到我国弘扬佛法、传译佛经，对中泰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以及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梁天监二年（503）扶南王曾派遣高僧曼陀罗抵达建康。《佛祖统纪》称“梁天监二年，扶南国沙门曼陀罗来进珊瑚佛像。诏译经于扬都。”他曾译经三部，即《宝云经》七卷、《法界体性无分别经》二卷、《文殊师利般若波罗密经》二卷。《历代三宝记》称“沙门曼陀罗出《宝云》等经三部，合十一卷。……天监年初，扶南国沙门曼陀罗，梁言弱声，大赍梵本经来贡献。虽事翻译，未善梁言，其所出经，文多隐质。共僧加婆罗于扬都译。”关于曼陀罗翻译的事迹《续高僧传》也有记述。

梁朝时，扶南国高僧僧伽婆罗随商船来到中国，自公元506年始，在扬州、建康（今南京）等地传译经论。《续高僧传》说：“（僧伽婆罗）梁言僧养，亦云僧铠，扶南国人也。幼而颖悟，早附法津。学年出家，偏业阿毗昙论。声荣之盛，有誉海南。具足已后，广习律藏，勇意观方，乐崇开化。闻齐国弘法，随舶至都，住正观寺，为天竺沙门求那跋陀之弟子也。复从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燠，博涉多通，乃解数国书语。值齐历亡坠，道教凌夷，婆罗静洁身心，外绝交故，拥室栖闲，养素资业。大梁御寓，搜访术能，以天监五年被敕征召于杨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讫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

僧伽婆罗在华译经十七年之久，共译经书十一部、三十八卷，即《阿育王经》十卷、《孔雀王陀罗尼经》二卷、《文殊师利问经》二卷、《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一卷、《菩萨藏经》一卷、《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一卷、《舍利弗陀罗尼经》一卷、《八吉祥经》一卷、《十法经》一卷、《解脱道论》十三卷、《阿育王传》五卷。

可以说，僧伽婆罗是当时扶南国来华僧人中翻译佛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高僧。据载，当初他在扬州寿光殿译经时，梁武帝亲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尽其经本。当时协助僧伽婆罗译经的中国僧人还有宝唱、慧超、僧智、法云及袁昙允等。《续高僧传》对他的译经以及在当时所起的作用评价甚高，称其“华质有序，不坠译宗。天子礼接甚厚，引为家僧。所司资给，道俗改观。婆罗不畜私财，以其嚫施，成立住寺。太尉临川王宏，接遇隆重。”僧伽婆罗于梁普通五年（524）因病圆寂于正观寺，春秋六十有五。

此外，受陈朝的邀请，当时扶南国的另一位高僧须菩提也来中国传教译经。《陈南海郡天竺沙门拘那罗陀传》中另附有“须菩提传”一节，如说：“时又有扶南国僧须菩提，陈言善吉，于扬都城内至敬寺，为陈主译《大乘宝云经》八卷，与梁世曼陀罗所出七卷者同，少有差耳。并见《隋世三宝录》。”须菩提曾长住扬州至敬寺翻译大小乘佛经若干卷。梁朝特设立扶南馆翻译道场，供扶南高僧译经之用。据史料载，扶南译馆的遗址，在今天南京鸡鸣寺后。

这一时期，除了扶南国直接派遣僧人来中国译经弘法，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僧人是从扶南国迎请或取道扶南而来中国的。例如像印度优禅尼国（印度古吉拉特以东，即今天的乌贾因）高僧拘那罗陀（又名真谛），歌营国沙门菩提拔陀也是取道扶南国，经过越南来中国的。

由此可见，当时的扶南国为南海航路中南来北往的交通中心，为佛教东传的中转站，它从陆路又可通交趾国，其重要性与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国家于阗、龟兹的地位相当。不少中国僧侣赴印度朝圣学经都要在此歇息，然后换船渡海至印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南朝刘宋时期我国僧人昙无竭于永初元年（420）招集佛门同人二十五人赴西域和东南亚诸国朝拜佛教胜迹、寻经问道，公元453年从海路返回广州，回国后着有《外国传》五卷。书中写到的伽罗奢木国、拘黎罗波利城、褒多黎城等都是当时泰国的古城邦。另一位僧人法盛也曾游历西域、南海诸国，回国后着有《历国传》。书中的“须变钵”，据泰国史专家谢光先生考证就是泰国著名的佛教城市佛统。昙无竭和法盛都是公元五世纪出访过泰国地区古城邦的中国僧人，也是目前所知史料中最早到过泰国地区的中国僧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游记著作已佚，我们无从更多了解当时泰国佛教的状况。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古代扶南为沟通印度与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佛教文化起到了积极的媒介作用。

《南齐书》卷五八“东南夷·扶南国传”不仅反映了南朝对扶南国地理及宗教民俗文化的认识与了解，而且从扶南国致中国的表文中，我们也能清楚地了解到泰国先民对南朝政治经济以及兴隆的佛教文化也有相当的了解。例如，永明二年扶南国国王派遣天竺道人释那伽仙致中国的表文说：“仰序陛下圣德仁治，详议风化，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王威严整，朝望国轨，慈愍苍生，八方六合，莫不归伏。”称赞皇帝供养三宝的善举。而且，还敬献了“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牙塔二躯，古贝二双”等礼品。与此同时，表文中也反映了扶南国佛教信仰的盛况。如说：“其国俗事摩醯首罗天神，神常降于摩耽山。土气恒暖，草木不落。……国土悉蒙祐，人民皆安宁。菩萨行仁慈，本迹起凡基。一发菩提心，二乘非所期。历生积功业，六度行大悲。勇猛超劫数，财命舍无遗。生死不为厌，六道化有缘。具修于十地，遗果度人天。功业既已定，行满登正觉。万善智圆备，惠日照尘俗。众生感缘应，随机授法药。佛化遍十方，无不蒙济擢。皇帝圣弘道，兴隆于三宝。国土及城邑，仁风化清皎。”不难看出当时泰国佛教的盛行，人们对大乘教法也有较高的认识。

从有关史料来看，晋、梁时期，中国与扶南国都十分看重互派使者与佛教文化交流。扶南国派来此间的使者与僧人就有不少。《历代会要志》中记载有“晋武帝。扶南国遣使进金像、象牙塔”等。《法运通塞志》卷三七说：“梁大同六年，扶南国王遣使朝贡，请释迦像及经论。敕赐。”《历代会要志》卷五二说：“梁武帝。扶南沙门进珊瑚佛像。”又“梁武帝。扶南国遣使朝贡，请佛像经论。”与此同时，晋、梁两朝也派遣了不少僧人前去扶南国寻经求法。例如《续高僧传》中提到的“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昌三宝。大同中，敕直后张汜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乃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说明当时的扶南也是各国名僧云集、大乘佛教兴隆的时代。从总体看，从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下半叶，据不完全统计，扶南国以及泰国当时其他小邦国派使臣来中国约有十五次，其中不少奏表都盛赞中国敬仰三宝、佛法昌盛。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海南诸国·扶南国传》中的两则重要史料：一是该传提到的“天竺旃檀瑞像”；二是有关佛陀圣发一事。据史料记载，“天监二年，扶南国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贡献。其年死，庶子留陀跋摩杀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当抱老奉表贡献。十八年，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献方物。五年，复遣使献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

我们知道，旃檀佛像是佛教艺术史上著名的佛像之一，对此佛经中有所记载。传说佛陀在世时，说法于忉利天，而优填王思慕不已，请大目犍连运用神力于他方取旃檀木，摄匠手登天，视其相好，归而刻像。这便是佛教史上最早的佛陀造像。后世所记这尊造像“身长丈六，赤紫金色，人世间金绝不可拟，独他方有旃檀木者能比方故也。”由此可知，旃檀像是十分珍贵的佛陀造像。宋人《铁围山丛谈》卷五曾说，梁武帝时曾发兵越海求取这尊罕见的旃檀木佛陀造像。大约是当时的扶南国得知了这一消息，于是在天监十八年遣使臣赍送天竺旃檀佛陀瑞像前来梁朝。起初这尊佛像供养于金陵瓦官阁中，瓦官阁即是东晋时修建的瓦官寺，后来南朝梁武帝时又在此造台殿，更名为瓦官阁。其遗址据考证在今天南京中华门内西南隅花盝冈南。这尊扶南国赍送的佛像自梁朝传入我国后，经陈、隋、唐、吴杨氏、南唐李氏一直传承到了宋朝初期，宋太宗时将旃檀瑞像迎请到新建造的金陵启圣禅院供养，其后这尊圣像就下落不明了。

梁朝大同五年，诏遣沙门释云宝迎请“佛发”一事，可算是中泰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史料曾说梁武帝时“改造阿育王佛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发青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按《僧伽经》云：‘佛发青而细，犹如藕茎丝。’《佛三昧经》云：‘我昔在宫沐头，以尺量发，长一丈二尺。放已右旋，还成蠡文。’则与帝所得同也。”后来西域胡僧慧达在阿育王塔掘得一块石碑，碑下有铁函，铁函中有银函，银函中又有金函，金函中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发长数尺。梁武帝十六年时，再次掘出石函，从函内的琉璃碗中得四舍利和发爪。爪有四枚，并为沉香色。其后，梁武帝礼拜阿育王塔，并举行无碍大会，将舍利和佛发安奉在此塔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首次在陕西耀县神通寺地宫发掘出土了有记载的佛发舍利。但是梁朝大同五年从扶南国迎请的佛发此后的情况究竟如何，后世文献少有记述。

其次，《法苑珠林》还记载了齐建元中番禺毗耶离精舍藏有一件来自扶南国的造像，但是不知道这尊像的起源与来历，只说“形甚异常，七八十人乃能胜致。……每有神光，州部兵寇，辄泪汗满体，岭南以为恒候。后广州刺史刘俊表送出都，今应在故蒋州寺中。”扶南国的这尊造像究竟是佛像还是婆罗门造像，所记并不清楚，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泰国与中国佛教界往来频繁，在佛经翻译、经教会通、佛像艺术等方面都有较广泛的交流和接触。

三、隋唐宋时期的中泰佛教文化交流

大约在公元六世纪下半叶，在泰国南部地区又出现了赤土国、盘盘国（今佛丕、华欣地区）、哥罗（克拉地区）、狼牙修（六坤地区）和堕罗钵底等一些小国家。尽管这些邦国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但都与中国保持了密切的经贸往来和佛教文化交流。

隋代文献中一般将泰国称为“赤土”。《隋书·赤土传》说：“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赛。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居僧祗城，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每门图画飞仙、仙人、菩萨之像。”并称当时的泰国“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婆罗门教和佛教在当时的泰国并行发展。

隋朝时期，值得一提的是607年隋炀帝曾派常骏、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派使团出访泰国地区。据载，常骏的船队到达赤土国时，该国国王曾派婆罗门鸠摩罗率舶三十艘来迎，敲击蠡鼓，以乐隋使，可以说受到了赤土国的隆重欢迎和热情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