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教忏法的理念及其现代意义∵∵一、前∵言

论中国佛教忏法的理念及其现代意义∵∵圣∵凯∵∵一、前∵言

印顺导师指出：“宗教的施设教化，在于给人类以绝望的安慰。若肯定地说，这种人（五逆十恶之人）决无办法了，这在大悲普利的意义上，不是圆满的。任何人，无论到了什么地步，只要能真实的回心，忏悔向善，这还是有光明前途的。”[1]

他又说：“‘有罪当忏悔，忏悔则安乐’，在僧伽中，只是忏悔现在所违犯的，以免障碍圣道的修行。忏悔是心生悔意，承认错误，接受僧伽的处分（一般称为‘作法忏’）。……‘修善以灭除’，就是善业力大了，善业成熟感果而恶业不受报了。所以忏悔无始以来的业障（后来演变为忏悔无始以来的‘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法门，是原始佛法所没有的。而大乘的忏悔法，却是忏悔无始以来的一切恶业。”[2]

印顺导师的教示使我们认识到：忏悔在佛法的重要地位，以及随着佛教的发展，忏悔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而有志于修学佛法的人，忏悔是重要的修行方法；对于研究佛法的人来说，忏悔思想的演变及忏仪的制作，是了解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环节。

忏法在中国佛教的影响与地位，我们从《大正藏》、《卍续藏经》所保存下来的丰富忏仪著作，便可见一斑[3]。从佛教在世界各区域的发展来说，忏法是富有中国佛教特色的，更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最为活跃的一面。现在，从名山丛林到乡村小庙，皆可见到披着大红祖衣的“经忏僧”在敲着法器，唱着梵呗，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经忏佛事。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佛教深入了民间社会，成为化世导俗的重要方便；同时，因为其影响之广大深远，这种经忏佛事反而成为佛教的“形象代言人”。

历来通行的忏法有两类：一类是集诸经所说，忏悔罪过的仪则；一类是依五悔法门（礼拜、忏悔、劝请、随喜、回向），修习止观的行法[4]。但是，忏法之所以具有中国佛教的特色，其原因在于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儒家、道教的思想。然而，中国佛教忏法依据经典所开示忏悔方法的不同，各宗各派形成了不同的忏悔仪式，尤其是天台宗《法华三昧忏仪》对后代忏法的制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思想理念上，各宗派在诠释忏悔思想时，都表现出不同的理念；但是，作为中国佛教忏法的比较普遍的理念，仍然可见一斑。明清以来，忏法的发展逐渐远离了其原有的理念，产生了一些流弊，成为其自身继续发展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些困境，应该是佛教界最应关心的重要课题。否则的话，中国佛教可能在“叮叮当当”的声音中消失了。

二、儒家、道教对中国佛教忏法的影响

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的互动、交涉，以前我们主要注重思想层面，而很少注意到三者在仪轨法事方面的互相吸收。其实，佛、儒、道三家在礼仪方面的交涉、吸收，更为具体、明显，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中国佛教忏法的形成与发展，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忏仪方面，都深深地受到儒家与道教的影响。∵∵

1、重“礼”的影响

从六朝后半期一直到隋唐，道教与儒家之反佛，多从纲常伦理、王道政治、夷夏之辨等立论，而这三方面正是中华民族之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习惯之特点所在[5]。佛教忏法的成立，受到中国儒家文化重“礼”观念的影响。正如马克思·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儒教与佛教更加明显的对比是，儒教所要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6]。在三教论衡中，佛教受到中国固有思想的批判，因为佛教是“胡教”，适合于未开化的外国人的需要[7]。而相对于礼仪之邦的中国，佛教只得适应中国文化“礼”的要求，从而制定了忏法。如刘宋时代慧通反驳道士顾欢的《夷夏论》中说：∵∵

若乃烟香夕台，韵法晨宫，礼拜忏悔，祈请无辍，上逮历劫亲属，下至一切苍生，若斯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测也[8]。

佛教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在无意识对抗中国“礼”的过程中，逐渐地被融化了，于是产生如忏法等佛教礼仪。所以，谢和耐先生指出，祈祷仪轨提出了一个具有根本性和广泛意义的问题，也就是由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生活方式同化佛教的做法[9]。

佛教与道教，从义理上说，佛教远远地超过道教；但是，从科醮礼仪来说，道教却比佛教丰富，所以，中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吸收道教的礼仪是必然的。萧登福先生则直接说，佛教的忏文，从其向三世诸佛忏悔，祈求消灾灭罪、荐亡往生的观念上看，和道教的上章首过的动机是相同的。道教早在东汉之世，就已经采行向天、地、水三官上章首过的作法，把自己所犯的恶业，写于章纸上，向三官来忏悔，祈求赦免。道教的玉箓斋、涂炭斋、八节斋等更是以忏罪为主，因而佛教的忏法，当是受道教上章首过的作法所启发[10]。同时，如汉传佛教在佛事中有念文疏的仪式，这是从道教斋醮科仪中的青词表文改造而来[11]。∵∵

2、鬼神观念的影响

中国远古时代的宗教当以敬天、事鬼、拜祖先为最盛行和最具代表性。在此三者中，祖先崇拜在宗教学里可以纳入鬼神崇拜的范畴之中，而鬼神崇拜又以灵魂不灭的思想为基础[12]。中国古代普遍把人死后离开肉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称为“鬼”。《礼记·祭法》说：“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人死为鬼的观念，是古代中国的普遍观念，后来道教以及中国佛教都将此作为本宗教的重要教义。

事死如事生，事神如事人，是古代宗教的传统，也是儒家对待鬼神的基本原则。因此，对这种“不死灵魂”所变成的鬼神，则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对祖先的鬼魂，则虔诚敬奉、礼拜，因此《论语·学而》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朱熹对此解释说：∵∵

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为，则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则其德亦归于厚也[13]。

中国佛教之所以经忏多，原因主要在于中国人死了，普遍都要去寺院做功德。人死后，有的逢七举行佛事，乃至四十九日、百日、周年都要做功德。到了七月普度，则成为中国人的“鬼节”，到处在放焰口。正是在这种“人死为鬼”、“慎终追远”观念的影响下，诵经礼忏以救度亡者，才显出生者对死者的追思与怀念。

同时，儒家强调厚丧、厚葬，所以富者往往会做大法事，人数多，时间长，极尽铺张与庄严。所以，“水陆法会”在中国的出现并非偶然。宗赜《水陆缘起》说：∵∵

今之供一佛、斋一僧、施一贫、劝一善，尚有无限功德，何况普遍供养十方三宝、六道万灵，岂止自利一身、独超三界，亦乃恩沾九族。……所以江淮、两浙、川广、福建，水陆佛事，今古盛行。或保庆平安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善；追资尊长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孝；济拔卑幼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慈。由是富者独立营办，贫者共财修设[14]。

这是后世所谓“独姓水陆”与“众姓水陆”的渊源。

又如水陆法会初夜奉请下堂圣凡十位的神灵：∵∵

1、十方法界四空四禅、六欲诸天、日月星天、天曹圣众并诸眷属∵∵

2、十方法界五岳四渎、地载游空、福德诸神、系祀灵庙并诸眷属∵∵

3、十方法界帝王后妃、文武官僚、儒宗贤哲、仙道隐逸并诸眷属∵∵

4、十方法界农民工商、医卜杂流、贵贱男女、十类人伦并诸眷属∵∵

5、十方法界四类受生、五趣所摄、山间海底、阿修罗众并诸眷属∵∵

6、十方法界焰口鬼王、三品九类、诸饿鬼众、横死孤魂并诸眷属∵∵

7、十方法界阎摩罗王、十王王妹、十八小王、诸司主吏并诸眷属∵∵

8、十方法界八热八寒、诸大地狱、诸独孤狱、一切受苦囚徒并诸眷属∵∵

9、十方法界正住铁围山间、边住遍五趣中、鳞甲羽毛、十类旁生并诸眷属∵∵

10、十方法界诸趣往来、七七日内、七返受生、中阴趣众并诸眷属[15]

除了召请上下堂二十位之外，还要召请水陆法会修建地的城隍列庙（祩宏《水陆仪轨》列有杭州城隍、钱塘县并八县城隍诸庙神众、吴越国主钱武肃王之神及其他）以及修水陆法会的寺院所属神祠、伽蓝、土地庙及其他，然后并召请施主家祖宗———施主家上世祖宗、亡灵师友亲眷、诸位神仪并诸眷属，以及本寺开山和尚以下历代住持、大众、关系者父母六亲等众。从如此众多的神灵，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对中国佛教经忏法事的影响。∵∵

3、孝道思想的影响

中国佛教重视孝道，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孝道思想的来源，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16]。印度佛教虽然提倡孝行，但其在印度佛教中的地位，远比不上它在中国佛教中所占的份量。因为中国佛教重视孝道，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如儒家重孝的传统、皇室的提倡、刑罚的威慑与镇压、家族组织的监督、通俗文化的推波助澜。

如《梁皇忏》中极力宣扬父母之恩，希望礼忏者生起报恩之心，同时提到应为过去父母礼佛：∵∵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其中若有父母，少便孤背，难复再遇，万劫悠然，既未得天眼死生智明，不知父母舍报神识更生何道，唯当竞设福力功德，追而报恩，为善不止，功成必致。经言：为亡人作福，如饷远人。若生人天，增益功德；若处三途，或在八难，速令解脱；生若值佛，受正法教，永离众苦，忧畏悉除。七世久远历劫亲缘，十方众生，同得解脱，是为智者至慈至孝，最上报恩[17]。

对于现世父母，应该供养孝顺；对于过去世的父母，应该通过忏悔、礼佛，使其增福解脱。这是基于心灵世界可以得到沟通的前提，只要至诚恳切，当下一念的诚心，便可以直接沟通已往生亲友的心灵（灵魂）活动。此一理念不但成功地化解了佛教伦理与中国本土传统孝道伦理早先存在的隔阂，而且更充分地满足了中国人的孝思。忏仪流行至今不衰，与中国孝道伦理的延续，几乎可以说是息息相关[18]。∵∵

4、国家观念的影响

在古代的中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已经是一种天经地义的真理，这种天赋的权力延伸到国家的所有领域。本来远离政治、超越政治的印度佛教，当传到中国大地时，却引起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抗争，于是便有南朝“沙门不敬王者”论和北朝“当今皇帝即如来”的事件。所以，佛教不能不适应中国：在专制的中国政权势力的统治下，中国佛教只能无条件承认政权的天经地义，承认宗教应该在皇权之下存在[19]。

中国佛教的这种特点在忏法的制作与实践中体现无遗，如《梁皇忏》中为国王、诸王礼佛[20]，《国清百录》“敬礼法”中提到为皇帝、皇后、太子敬礼诸佛：∵∵

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七庙圣灵，愿神游净国，位入法云，敬礼常住诸佛。为至尊圣御，愿宝历遐长，天祚永久，慈临万国，拯济四生，敬礼常住诸佛。为皇后尊体，愿百福庄严，千圣拥护，敬礼常住诸佛。为皇太子殿下，愿保国安民，福延万世，敬礼常住诸佛。为在朝群臣百司五等，愿翼赞皇家，务尽成节，敬礼常住诸佛[21]。

在忏文中，如此为国家、皇帝等祝福、回向，比比皆是，可见忏法体现了中国佛教的“国家佛教”特点。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佛教忏法重视现实利益的特点。

三、中国佛教忏法的理念

***游祥洲先生在《论中国佛教忏悔伦理的形成及其理念蕴涵》一文中，总结中国大乘佛教的忏悔仪式，至少含有八种基本要素：1、忏仪与修持生活的结合，2、以拜佛、念佛、坐禅、放生等方式助成忏悔，3、与中国本土传统孝道伦理一致，4、法本统一而明确，5、理事兼顾、仪式理性化，6、仪式的多样性与包容性，7、显密融合而兼用，8、与社会慈善事业相结合。同时，指出忏悔伦理的理念蕴涵：1、以业报为中心的灵魂观，2、唯心因果观，3、业性本空观，4、十方佛与多神包容观，5、一往平等慈悲观，6、回向增上观，7、多元净土观，8、佛性自足观，9、空有一如观，10、无相解脱观[22]。

作为一种实践系统的忏法，其内容本身应该包括忏仪与忏悔思想，忏仪是忏法的实践形式与表现，而忏悔思想则是忏法的内在理念与本质，两者是不可分的。中国佛教忏法的成立与发展，其核心人物乃天台智者大师，《法华三昧忏仪》的“十科”成为后代忏法制作的模本[23]。其“十科”分别为：（1）严净道场，（2）净身，（3）三业供养，（4）奉请三宝，（5）赞叹三宝，（6）礼佛，（7）五悔法门，（8）行道，（9）诵经，（10）坐禅实相正观。笔者结合自己近几年忏法研究的成果，将中国佛教忏法的理念略述如下：∵∵

1、理忏与事忏并重

在印度的原始佛教僧团中，当比丘犯罪时，释尊为令其行忏悔或悔过，定期每半月举行布萨，并定夏安居的最终日为自恣日。另外，在戒律条文中亦列举有提舍尼（悔过罪），由此可见忏悔在佛教教团中的重要性。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原始僧团中单纯的忏悔，已转为修禅定、证三昧必备的重要行法，而且摄入般若空慧的观照，成为大乘忏悔思想的根本。

所以，除了《梁皇忏》以外，中国佛教忏法都表现出理忏与事忏并重的特色。天台智者大师将忏法分为作法忏、取相忏、无性忏，他在《次第禅门》中详细解释三种忏悔[24]。作法忏悔是通过僧团举行羯磨法，依据戒律如法忏悔罪业，不需要见种种相，也不需要智慧观空；观相忏悔，是专注心念，在静心中见各种瑞相，这是依修定法，而且大多属于大乘的忏悔法门；观无生忏悔主要是从观罪性本空的究竟义为中心。

在《行事钞》中，道宣律师将忏悔分为理忏、事忏、律忏三种。他说：∵∵

今忏悔之法，大略有二：初则理忏，二则事忏。此之二忏通道含俗，若论律忏唯局道众[25]。

理忏与事忏不限出家与在家，而律忏则只局限于出家众。道宣对于三种忏法的对象与意义，都有具体的说明[26]。

禅宗则将此“理忏”发挥成“无相忏悔”，无相忏悔是不必在佛像前“发露忏悔”，或念忏悔文，只是“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断除一切导致恶行的各种矫诳、嫉妒等“杂心”[27]。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佛教忏法强调事仪、理法兼具融摄。修行时必于一切事行中导入理观修持，故事修必起理观；理观必于事修中落实，不得事理有缺。在理观上，般若思想与如来藏思想在各种忏法体系中各有体现[28]。∵∵

2、罪性本空的罪业观

忏悔的目的是为了灭罪，但是为什么能够灭罪呢？智者大师的《次第禅门》说：∵∵

一切诸法本来空寂，尚无有福，况复罪耶？但众生不善思惟，妄执有为，而起无明及与爱恚，从此三毒，广作无量无边一切重罪，皆从一念不了心生。若欲除灭，但当反观如此心者从何处起。……如是观之，不见相貌，不在方所，当知此心毕竟空寂。既不见心，不见非心，尚无所观，况有能观？无能无所，颠倒想断，既颠倒断，则无无明及以爱恚，无此三毒，罪从何生？复次，一切万法，悉属于心，心性尚空，何况万法？若无万法，谁是罪业？若不得罪，不得不罪，观罪无生，破一切罪，以一切诸罪根本性空，常清净故[29]。

智者大师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证罪性本空：一、一切诸法本来空寂，但是众生虚妄执着为有，从而生起无明贪爱烦恼，广作无边重罪；二、心毕竟空寂，一切诸法都属于心，心不在内，不在外，无有能所，因此心性本空；三、罪性本空，因为诸法与心都是本来性空，所以执着诸法而在心中所生起的罪，也是本来性空。这样，究竟罪缘，才会得到尸罗清净，才有修定的可能。强调心灵在整个行为造作因果过程中的主导性，这是忏悔伦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忏悔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正是因为忏悔者对“罪性本空”、“业性当体不可得”的观照与体认，才能达成彻底的忏悔。

《三昧水忏》指出，为了灭除烦恼障、业障、报障，应该兴起“七种心”，其中最后一种心便是“观罪性空”：∵∵

第七、观罪性空者，罪无自性，从因缘生，颠倒而有。既从因缘而生，则可从因缘而灭。从因缘而生者，狎近恶友，造作无端；从因缘而灭者，即是今日洗心忏悔。是故经言：此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故知此罪从本是空生[30]。

罪为因缘生灭法，从缘而生，所以也可以从缘而灭，从而达成忏悔的目的。

正是通过“理忏”与“罪性本空”，所以中国佛教忏法表现出重视智慧观照的特色。一切忏法的实践不仅来自心灵的自省与作意，还必须有智慧力的观照，才能达到灭罪清净的目的。∵∵

3、禅诵与礼忏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