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感想
我到日本之后，由于生活紧迫，除了努力于语文及课业，尚得忙于炊洗采购，所以虽有几家杂志向我索稿，仍未能够应命。不过，当我来日前夕，家师东初老人曾有一番训示：盼我能效法显、玄奘、义净之西游，或效空海、最澄、圆仁等之入唐。法显之有《佛国记》，玄奘之有《大唐西域记》，义净之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均为印度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载。空海返日而创真言宗，最澄东返建天台法幢；圆仁留下的著作，关于入唐记载的，以《入唐求法巡礼记》一书最有名，当他入唐之时，正值唐武宗破灭佛法，他在中国也险遭池鱼之殃，他在这书之中，记载了许多为中国史书所未载的当时的史实。此外，圆仁又留下了《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入唐记》、《入唐诸家传考》等书，均为当时唐代的中国佛教，保存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我来日本求法的年龄，正如义净三藏西游的年龄，但我岂敢和义净三藏比较呢？在我的观察，正如佛陀的预记，众生的福慧质地──善根，去佛世越远，越形浇薄，圣人不复出世，贤者亦难遭遇。生在今世的圣严，固由于略具少慧而为教界所重视，若生于隋唐时代，求做智者、贤首、奘公、窥基等的入门弟子，恐怕尚不够格哩！
虽然如此，我也不敢自弃，我既生于今世，且能成为中国的比丘，又有机会到了日本，我就不能没有责任了。所以，当我来日之后，除了对于书本的学习，尤其更重于日本佛教现状的关注。假如仅在书本上下工夫，则正如一位大德所说：「要学日本佛教的研究态度，及其已得成果的利用，不必留日，也可学好。」
因此，我在日本，凡是有关佛教的事物和现象，均爱搜集和探问，在不损及日人的自尊心的限度内，日人也很乐意告诉我的。我虽没有準备写一部《入日求法巡礼记》，但我愿意将搜集到的资料汇集起来，逐篇地向国内报告。
二、日本佛教的趋势
我们知道，日本本身没有自己的文化，日本如说也有自己的文化，那是从中国文化中吸取了养料之后的再度生长而成。但是，每一个民族，均有其民族的自尊心和自大观，日本的大和民族也不例外。故当我国隋唐时代，佛教初传日本之际，保守派和革新派之间，也为对于佛教的迎拒问题而发生争端。终由于新派胜利而将佛教的信仰和佛教的文化，尽量吸收和弘扬，甚至日本第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圣德太子，将佛法的精神，制定宪法，作为国民的基準。因此，佛教在日本，曾有好多个世纪为贵族所崇，亦为民间所奉，乃至到了现在，在全日本共计一亿四千五百多万人口之中，佛教徒仍占有七千二百三十三万一千多人，其余的除了六十七万九千三百多人是属于基督教的新旧两派的教徒之外，神社神道系的信徒，即占了五千六百二十二万八千多人。我们对此仍须明白，此在明治维新（百年）之前，未倡神佛分离之时，信神社神道的人也信佛教，纵然到了目前，仍有不少神社的信徒是兼信佛教的，可知，佛教文化之与日本的关系之深切了。也正因此，日本的佛教虽仰给于中国的输入，进口之后，则已加入了日本的地域性的色彩，正如佛教由印度经西域至中国，到了中国又自成为中国型态的佛教一样。日本佛教的日本化最显着的，乃是亲鸾的净土真宗，特别是日莲的日莲宗。
可是，纵然有了日本化的佛教出现，佛教终究是由外国引入的。尤其当时的西洋科学文明的浪潮汹涌，中国的张之洞，提倡「中学西用」，主张庙产兴学；日本的明治天皇，在技术上积极地采用西方的科学文明，在理念上则基于皇权至上的复古主义──日本的天皇便是立足于神道崇拜的基础之上──所以站在以神社神道为国粹或国魂的立场，便来排挤佛教。
在此应当说明，日本的神社神道，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神鬼信仰，在中国，诸如关公、岳王、玄天、妈祖、城隍、土地等的信仰，是对某些忠臣、义士、仁人、善人的崇仰，认为他们在生之日既能公正不欺，死了之后，必为英明的神灵。至于日本的神社神道，则类于中国的祖先崇拜，是由原始社会的社稷崇拜而来，他们以为大和民族是天照大神而来，天神下降而有大和民族的繁衍，本为神的子孙，死后复归为神，祀于神社。日本人生时为人，死后进入神社即为神。所以，他们的神社即是祖祠，信神是信诸神，求神是求祖先的庇佑。因此，有一位旅日二十来年的杨先生，曾经问我：「日本人的神社崇拜，在大祭日，都是人山人海，那些日本人跪在露地，往往通宵达旦，如醉如癡，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他们如此虔诚的呢？」我告诉他：「这就是日本人的民族精神所在，我国虽也讲国魂和民族精神，但仅属于抽象的，在日本是具体的一种神社神道的信仰，日本人相信他们的已成了神的民族英雄们及祖先们，永远地保护他们。日本人信佛普遍而且虔诚，因为他们相信日本的诸神，都是佛菩萨的化身。」
可惜，自奈良时代（公元七○八─七八一年）以来，即渐次完成的神佛合一的化现思想，到了明治维新之世，便将之破坏了。一时间废佛毁寺逐僧的风潮，几乎要使佛教在日本消灭！
世事往往是相反适相成的，正所谓否极泰来，打击越严重，转机的希望也越强烈。打击佛教的起因是为了迎接西方的技术文明，日本的佛教界也就面对现实，派了优秀的人才赴欧美考察，继之以派遣学生到欧洲留学，学习欧美学者利用科学方法研究佛教的梵文及巴利文原典，并以语言学为工具，对大小乘的佛典，做历史的考据和比较。
日本的佛教徒，在欧美的社会中，知道了西洋近代文明中，已有法律规定和保障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所以向明治天皇的维新***提出，到了明治二十二年（公元一八八九年），便以宪法第二十八条，对信仰自由的事实，做了明文的规定。
但是，日本佛教在明治以前，虽有许多缺点，总还以佛法的修行及戒律的持守为本务，即使在家型态的净土真宗和日莲宗，也极端主张修持。然在明治以后，由于时代环境的转变，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新方法，遂渐渐地放松了修证实践的工夫，而且形成一个正好相反的对比：研究风气越高，修行的风气便越低。直到现在，日本的佛教学者，无不直下承认，日本佛教无修行，纵然尚有真实的修行者，也是非常稀少了。不过，请勿误解，我并没有说日本的佛教学者的信心不坚固，也没有说他们的宗教情绪低落。相反地，我所见到的几位名学者，例如东京大学印度哲学研究所的中村元博士，他也是净土真宗的僧侣，当他引导我们参观他们佛教青年会的禅堂之时，他首先坐下来端身静观，对于所奉的佛像也极恭敬。京都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的牧田谛亮博士，他是净土宗的僧侣，到***访问时，每进寺院，均极虔敬地礼佛诵经。大致上，他们都向往能有一个环境，让他们真正的修行。但在日本这个工商业化的社会中，加上了各自的教职和寺职的担任，已不容他们离开研究室而走入专门于禅修的环境了。说句老实话，今日的中国佛教，在修持和研究这两方面，究竟选择了那一方面呢？修持的环境谈不上，研究的风气更谈不上呀！甚至在宗教信念和宗教情绪方面，也有检讨的余地。当然，在佛教生活的型态和实质上，我宁愿喜欢中国的佛教，至少，我们的比丘尚未结婚、尚在茹素。
可是，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佛教再不振作精神，迎头赶上时代的环境，就有被环境所淘汰的危机，纵然没有政治力的摧毁和外教徒的破坏，中国佛教如果就此下去，也有灭亡之忧。因为我们很少有人研究问题，更没有集体研究问题的风气，所以多半不知有问题，有了问题也无法解决，研究好了方案也无从实施。此在古代社会，不成忧痛，在今天的时代，则大不相同。这一癥结，是在我们缺乏组织力量，甚至某些敏感的人物还怕佛教有组织力量，教外的人怕佛教有了组织会强大起来，教内本身也不合作。佛教的寺院，可以因某人而兴，也会因某人而废，寺院与寺院之间，得不到守望相助与互为周济的益处。此在日本，已不成问题，当第二次大战期中，日本佛教亦如日本的其他设施一样，元气大丧。但是，日本佛教的宗派制度，对于重建战后佛教的贡献极大，他们在同一宗派之内，组织共济会，彼此互助，这是经济方面的收获；另在人员方面，也能互通有无。宗内的寺院住持，固以父子传承为原则，如遇某寺的住持无子，可以收徒，如果其子不肖、收徒又无能，宗内便由宗务会议选派能者和贤者去补充。而且，在各宗之内，极端重视后继人才的养成，目下的日本佛教，主要的各宗派几乎都已有了自宗所办的大学，自宗没有大学的，也会把青年人送进他宗的或公立的大学主研究佛学，比如我所就读的立正大学，是日莲宗办的，就有创价学会及立正佼成会的青年在里面攻读。他们一般的要求是在得到佛学的硕士学位者，才有被考虑成为寺院住持的后继者的可能。完成硕士学位之后，尚须至各宗的大本山，接受宗教生活的训练，为期一月乃至数月。各项考核及格，始正式成为僧侣。所以，在日本，有蓄妻生子的和尚（不是比丘），却没有无知粗俗的住持。正因如此，在日本穿着僧服外出，绝不会遇到施之以白眼和讥笑的人。此在我们国内，倒是常有的事了，原因何在呢？
三、各种学会纷纷成立
前面已经说到，日本佛教的趋势，是研究的风气高扬，实修的风气消沈。因为时代的狂风，逼着他们非动头脑研究和发表不可。初期西洋的东方学者研究佛教，大抵是做考据工作，考证佛陀的历史和佛教教团的历史过程，现代则进而研求佛教的哲学思惟方法和理念的价值功用。佛教徒为了佛陀的历史性不被否定，所以也要加入考据的行列。为了证明佛法的思惟方法和理念价值，不但能够立足，而且超胜于一切哲学思想，所以要加入哲学家的行列。同时，佛教的全部典籍，其内容之庞大，犹如烟海，为了使得后学者的便利运用，又不得不以科学方法予以整理、分类，再组织。又由于处身于这个瞬息万变的科学大发明的时代中，有着更多的问题，向着佛教涌来，佛教固然绝对经得起永恒不断的任何考验，但对各种新事物、新现象的认识和站在佛法立场的解释，其间便不得不用头脑来研究分析和整理了。因此，身为对时代动向反应敏感的日本佛教徒，便把最优秀的人才，送进了大学的研究所。
假如国内的道友之中，有人要说：「学佛为了生死，研究乃是生死的资粮；参禅悟道，便能解决一切问题，研究发表，无非是生死的葛藤。」这种观念，我当然是赞成的。若能修行得力，自以修行为上，否则若就其次，研究发表仍是维系佛法慧命的方便之一。我们处身末法时代，不用自弃，也不得自慢。假如标榜修行而仅是口号，反对研究又成了事实，那是很悲哀的！
不过，中国佛教的将来到底该走什么路，或修行的？或研究的？或两者并重？这是大问题，容待以后讨论。现在且把现代日本佛教的研究风气做一个介绍。
他们的研究方式很多，有以某些个人为中心的，有以各大学的研究所为单元的，有以某一大学为单元的，有以某一财团为单元的，有以某一宗派为单元的，有以全日本佛教为中心的，有以全国某一门学术的学者全体为原则的，也有为了某些问题而特别临时召集有关这些问题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会员可由数人以至数千人的都有。而且，几乎每一个学会，都有一份刊物。以学会来集合学者，发表研究的成果，又以刊物来刊行这些发表了的论文。
首先介绍一般性的学会。
（一）日本佛教学会
此系于昭和三年（公元一九二八年），由渡边海旭发起，联络了佛教关系的大学及专门学校的佛教学者，呼吁全国学界，组织而成。它的机关学报《日本佛教学会年报》，每开一次大会，刊行一次，迄昭和四十二年，已出到第三十三号，每次四百页。现有会员六百人，东部以大正大学为中心，西部以大谷大学为中心，参加的大学及专科学校达二十四所。每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会中分有会员的「研究发表会」及一般学者专家应邀而作的「学术演讲会」。
（二）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
这个学会，在会员的数字上，虽不是学会之中的首位，但在组织上和内容上，乃是日本佛教界最庞大的一个学会。它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于昭和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在东京大学的山上会议所，召开第一次成立大会以来，迄昭和四十四年六月七日，已历二十次学术大会。其目的在联络印度学及佛教学之研究有关的团体及个人，以期促使印度学及佛教学的发达与普及。它现在的会员名簿，达一百四十一页，计一千四百八十七人，中国的慧岳法师、张曼涛、林传芳、杨鸿飞、叶阿月等，也是此会的会员，自第二十届学术大会起，我也成了它的成员之一。
该会的加盟大专学校达三十七所，它的现任理事长是宫本正尊，理事则有中村元、平川彰、槫林皓堂、栉田良、坂本幸男、吉田绍钦、西义雄、山田龙城、金仓圆照、佐藤哲英、野上俊静、安藤俊雄、野村耀昌、横超慧日、长尾雅人、石津照玺等四十六位。学术大会的评议员，则几乎包括了现在日本半数以上的佛学文学博士达一百二十二位，其中东京大学的有宫本正尊等六位，驹泽大学的有七位，大正大学有五位，立正大学有六位，日本大学六位，龙谷大学的六位，京都大学五位，高野山大学五位，花园大学两位，佛教大学两位等。
该会所做的事业重点有六项：1.学术上的研究调查；2.学术大会、研究会、讲演会，以及其他集会的召开；3.发行《印度学佛教学研究》每年二次，每次一千页；4.对于会员研究之协助；5.对外向日本学术会议，文学、哲学、史学学会之联络，对内和日本佛教学会及日本宗教学会等之联络；6.其他必要之事业。
该会第十九次学术大会，去（一九六八）年在京都的佛教大学召开，分为九个部会，分组发表研究论文，以两天的日程，有三百人提出了各自的杰作。今（一九六九）年六月，在东京的大正大学召开，也是两天的日程，分作八个部会（小组），提出研究报告的会员，也有三百人左右。研究的范围极广，从印度的宗教、哲学、文学、历史、佛学，到世界各国所传的佛教教义、教团、数典，乃至于特定的个人，或某人的某一点思想和事业。可以大题小作，今日通常的论文是小题目大文章，每以出人意外的发现来向学界公开，以个人的独得之祕，让大家来分享，学术大会的功能，即在鼓励大家研究，并集合大家研究而得的成果，成为佛教的公产。
在此学术大会上，我发现日本的佛教学者，涉猎范围之广，颇能使人吃惊，以八个小组所论的内容而言，大致上是以印度、中国、日本作为三个中心，而且分量的比重上，也有天下三分之势。详确地统计起来，则又觉得他们首重日本的佛教，次重印度的，中国则被置于第三位了。在追究佛教的源流上，他们要明了印度，也不能忽略中国，但对事实的现状而言，最切身的是他们日本自己的佛教，他们探本穷源，随机弘化，开拓前途，用心至为确当。由于时代的文明日新月异，无论任何既成的设施，无不经常处于新旧交替的状态，日本佛教虽与中国的不同，但也仍有非得加鞭赶上时代不可的要求。故在大会中，也有如此的论题，被提出讨论：「佛教与现代社会」、「近代佛教教育问题」、「关于近世日本的反宗教思想」、「佛教和民族解放运动」。
（三）日本宗教学会
此会创于昭和五年，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大会及公开讲演会，加盟国际宗教学宗教史学会，并曾于一九五八年协力召开国际宗教史学会议。刊行每期一百五十页的《宗教研究》季刊。该会的现在负责人，就是我的宗教哲学教授石津照玺博士。
在日本，研究宗教学的学者，乃以佛教学者为主，通过宗教学而弘扬佛法，复以宗教学来衡量外教，这是破外立内的好方法，尤其以佛教的立场论宗教，可以做到纯客观的理性批判，其他宗教则不易办到。由于日本的宗教学多半掌握于佛教之手，其他外教的学术势力，真是相形见绌！例如宗教研究之类的书刊，内容多属佛教，外教的分量极微，但是，外教在日本，虽有处于贫瘠的荒漠之叹，日本的佛教界却从未忽视这些力量的存在。所以，在各大学中，对佛教徒而言，宗教学为必修的课程之一。
（四）宗教史研究会
这是一个属于青年人的宗教学会，成立于昭和三十八年，集合东京及其附近的年轻人之对于宗教史的研究者组成，邀请名学者为他们的顾问，会员约有四十多人，已经将他们集体研究的成果，出版了《寺社取调类纂》、《寺院本末帐所在目录》等的日本宗教史目录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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