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真快，出席了第四届国家建设研究会之后，回到侨居地将近一个月了。但是我欠下本刊的文债，到今天才算抽到空閑，着手来写。
因为在这次的国建会中，我的身分特别，奇装异服，吸引了许多人注意，包括本刊的编辑先生在内，希望我能给本刊写一篇稿子，说说我对于这次会议的印象和感想，并且把我自己做一点介绍。
也许一般的僧尼，给予人们的印象，老是躲在深山中苦修，或是专门在寺院中诵经的缘故，突然地发现了一个来自国外并且有着文学博士学位的和尚，参加了国家建设研究会海外回国学人的行列，总觉得有予人以一种新鲜的观感。于是，从七月二十七日大会日程的第一天起，便受到了大会服务人员的特别款待，亲切而周到地将我的饮食，安排在距离住宿的中国大饭店不远处的功德林素食馆。下午去慈湖晋谒总统蒋公的陵寝时，受到了电视、电台，以及各家报纸记者们的注目，此后直到严总统招待我们的园游会上为止，经常成了「抢镜头」的人物，真是不好意思。
当然，参加大会的学人，以及他们的眷属，也对我有相当友善的情谊，所以在出外尤其是到中南部各地参观的旅途中，很多人愿意和我聊天。有的人问我，应该对我怎么称呼，因在报纸上和电视上，给了我教授、博士、先生、法师等好几个不同的称呼。但是，学人之间的好多人，均称呼我张大师，此与道教的张天师之间，颇有混乱的可能。其实，在一次国防部参谋总长赖名汤将军招待的晚会上，真的有一位邻座的次长夫人，把我当作道士。据说在地方戏中扮演道士角色的，往往便是穿着黄色的道袍，所不同的，剃光了头的道士总是难得的。实则在中国古来，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道士不称名，和尚不称姓。凡是出了家的僧尼，均不用在俗时的姓氏而一律称为释氏，若要从历史的角度上做考证，那又未必是印度佛教的规定，乃是中国东晋时代有位道安法师所做的主张。因此，到了现在的我，用不用在俗时的姓氏，并不值得计较，不过，为了表示我是一个佛教的僧人，被人称为法师，是比较适宜的。
有的人觉得我这样的人，做和尚有点可惜，其他可做的事很多，为什么要做和尚？做了和尚的人为何也到外国去留学？也许有人怀疑我是因为受到了爱情上或事业上或财产上的失败的打击，而来出家的。其实我从十四岁开始，并没有为了什么，甚至也不是由于信仰的理由，便踏进了佛门之后，虽然曾经历练了许多的苦难，比如一九四九年的随军撤退到***，以及从一个上等兵到少尉军官，再从一个退伍军人第二次走进寺院，一直到留学日本而完成了即使对于日本人而言也是相当难得的博士学位，但却与一般人所猜测的我之成为和尚的因素，毫不相干。正因为我做了和尚，才知道唐玄奘等游学印度的历史事迹，以及日本文化之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之深远，其中的成分，出之于自隋唐以后派遣来华留学的日本僧人之努力者，相当惊人。
今天的印度，佛教几乎已不存在，今日的中国大陆，佛教也已衰败，***佛教的基础，尤其在佛教关系的文物资料之收藏和研究的环境方面，相当的薄弱。而在今天的日本，从明治维新的后半期以来，他们陆续地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僧人，赴欧洲留学，学到了欧洲学者的治学方法，他们从语言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学等的各种角度，对佛教做语文、艺术、思想、历史，以及论理学和伦理学的分析研究，将传统式的宗教信仰为目的的佛教，开辟出了另一个纯客观的学术研究的园地，其目的在于究明佛教思想和佛教信仰，在人类的社会史及思想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它曾经产生过的文化价值。
所以这与以传播宗教信仰为目的的宗教活动，有着相当的差距，宗教师而像我这样的出家人，可以加入这种研究佛教的工作而成为佛教学者，研究佛教的人则未必是宗教师，甚至也可能不是佛教徒，而是一位历史学家或宗教学家。这一点，我们国内的人，大多无法理解，总以为宗教学者和宗教师是一样的，所以当我在国建会的文教小组会议上，提出国内大学课程中，宜增设比较宗教学一课时，便被误为我希望到大学中传教，而和基督教私设的各种名目的神学院相提并论了。至少在今天的日本，学府中的佛教研究，与寺院中的佛教信仰，是分别进行而不相混淆的。
他们除了佛教创办的二十多所所谓佛教关系大学内，设有佛教学部之外，其他各公私立大学之设有佛教学的研究所、研究室，或开有佛教学这门课的，比比皆是，例如东京大学的印度哲学研究室、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宗教研究室等，实际上都在从事于研究佛教的工作。故在日本有两个全国性的学会：一是全日本佛教学会，一是印度学佛教学会，后者的会员人数达一千五百多名，参加的大学有三十七所，每年召开一次论文发表大会，以两天的时间，要分成十数个专门小组的会场。他们研究的风气和研究的人数，既是如此的普遍而众多，所产生的研究成果之丰富，也就可想而知了。难怪他们要夸称，今日世界研究佛教的中心地是在日本了。日本是不是已执今日世界研究佛教而最有权威的牛耳，且不说他，***的研究环境之不能和日本相比，是没有争执余地的事实了。我便因此而到了日本。
不错，我也曾经在***南部的深山中，有过掩了将近六年关的苦修的宗教生活经验，使我奠定了佛教信仰的基础。佛教好在不怕人对它产生怀疑，甚至禅宗鼓励怀疑，而主张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同时佛教虽对经典尊崇，但更主张依义不依语。佛教不反对文字，也不将成文的经典看作绝对的真理，所以在佛教的宗教经验越高的人，越能接受他人对于佛教所做合理性的批判，甚至自发地对于佛教做出层次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及批判。在印度时代，便有这种特性，到中国的隋唐时，这一特性便形成了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哲学思想之大开大合的局面。因此研究工作，虽不能和信仰同日而语，却也别无任何沖突。
有人问起我，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之分，我是属于那一种呢？我说小乘是一个人骑着单车去游山玩水，大乘是驾驶着巴士、火车、轮船或飞机，载了好多人，大伙儿去做团体旅行。如果说以传播信仰给大众为目的的传教师是大乘佛教徒的话，像我这样的人大概要算是小乘佛教徒了。可是，当我和所有出席国建会的海外学人一样，抱着热爱祖国的一颗虔诚心，回国来看看和听听祖国的进步情形，而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又象是从小乘佛教的范围内，走了出来，快要接近大乘佛教的边缘了。
此所谓边缘，因为我回国的使命，是出席国建会，不是传教，我也没有受过传教师的训练，因为我们相信，宗教信仰，应该是出于个人由于精神上的需要而来主动的追求，没有必要做被动式的说服或商品式的推销。佛教一切讲究因缘，假如有缘的话，他便会来接触到佛教，甚至接受佛教的信仰，否则的话，正像湖南人喜欢吃辣，山西人喜欢吃酸，浙江人喜欢吃臭，彼此都以自己的菜是世间最上等的美味珍馐，而相互劝请乃至强迫对方随从自己的嗜好，除了徒然引起彼此间的不愉快之外，恐怕不会有什么好处。虽然这种赞美自己的信仰或爱好，是无可厚非的正常心理，但由于自己的赞美和欣赏而进行强迫不同趣味的他人，全部来顺从自己的程度，那就有重加考虑的必要了。
所以对因缘未成熟的人们，虽然是佛再来，也是不去勉强他们的。正因如此，佛教往往被人误会成为消极或逃世的宗教。可是，佛教重视因缘的培养，比如我这次有机会出席国建会，不就是和许多新朋友结了善缘吗？彼此在祖国***的邀请和安排下，除了对祖国的建设大业，更加认识并且更加坚定信心之外，大家也以极度诚恳的情怀，为国献言，以尽书生报国的责任。然从佛教的立场而言，像这样一个能使一百三十四位海外学人，共同在一起生活两星期的集会本身，便是难能可贵的因缘了。我既被因缘关系所引导，参加了建国复国问题之研究的会议，虽然不是为了传播我的信仰，至少也不能算是消极或逃世的人了。（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写于东京灯下，刊于《海外学人》四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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