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的中国青年，比起三十年前的中国青年，要老成持重得多，以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和其他国家的青年比较，无疑的，在思想方面要成熟深沈得多。所以国内的青年一到外国，就会觉得外国青年相当浅薄。但是，正由于老成持重的缘故，在朝气的程度上，便及不上外国青年了。
以我在日本所见，外国学生，包括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留日学生，大多喜欢参加群体活动的组织，如果没有适合自己兴趣的群体组织，也会号召志趣相投者，创立一个新组织。因此，他们在把各自的功课忙完之余，便是忙着各种的群体活动。
在每一个大学里，均有许多的学生活动的组织，每当学期开始，各个组织均在校园里的人行道旁，设一个席位，悬起大幅的标志和标语，从事招兵买马的所谓「社员募集」的活动。
我是中国人，且为大学院的学生，初到日本时又由于语言及年龄等的关系，对于这些组织从未予以关心，因此，他们究竟在玩些什么名堂，也不得而知。直到去年的十月，我的日语已能应付，立正大学及驹泽大学，均在这个月份，举行「大学祭」──校庆节。在中国的校庆纪念日，是请校长以及名学者或大人物向全校师生训话演说。日本似乎不同，校庆连续达一个星期，全校教室均被布置得喜气洋洋，是什么人布置的？告诉你吧！正是各个学生活动的组织，每一个单位，把一年以来的活动成果，利用这个机会，全部展示出来，有的用模型，有的用图表，有的用实物，有的用幻灯，有的用电影放映。我参观了他们的大学祭之后，使我深受感触，我看日本学生在个人的智能上，并不如何优秀，但由他们各种组织集体所完成的成果展示上，就不能不使我觉得日本是个优秀的群体民族了。他们群策群力，几乎像蚂蚁似地为团体的光荣和成绩而努力。因此，日本虽没有伟大的思想家，却能以其全民族的力量完成现代化的建设。
在他们的学生组织之中，有做学术研究的，有做体能运动的，有做机械训练的，有做专为同学服务的，有做社会调查或社会服务的，有做信仰化导的，我虽没有得到详细的统计数字资料，就我参观的项目所见，立正大学的类似组织就有四、五十种。其中有一组是海外旅行考察队，目的地是***的阿里山及玉山，因此在其室内，陈列了不少来自***山地的用品及饰物，挂着***的风景图片，室中摆着一盘***地形地图的模型，最妙的，也在播放着***高山族唱的民谣唱片，所以进入该室，感到非常亲切。
除此之外，他们参加国际青年活动的例如童子军和登山队等，都把他们当时所用的工具、服装以及所得的纪念品和采集物展览出来，并对到过的国家和地方的概况，用文字或图表表示出来。
▲立正大学雪景
不仅如此，他们同样也有好多青年，居然有兴趣学着做小吃点心的买卖，和街头一般的吃食店或摊贩一样，向会场中的参观者兜揽生意。但却不要误会这些青年，将来一定有志开吃食店。我问过一位青年，他说这既是人间生活活动的重要的一环，用来充实生活的经验，固然应该，纵然真的从事吃食的买卖，又有什么不好呢？以此可见他们的想法了。
总之，整个校庆的活动，并非学校当局，而是全体学生，这是学生自己的庆典。
▲作者与蓝吉富先生合影于立正大学校门口
至于中国留日学生，目前也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活动，例如***大学、中兴大学、成功大学等各校毕业后留日的同学们，均有各校的「校友会」的组织。另有***籍留日同学会，最大的是「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同学会」。但我前面说过，这一代的中国青年，比较老成持重，所以虽有组织，活动不多，成果的展示更少。但再说到佛教关系的留日僧尼，又比普通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更少了，甚至彼此之间，不相闻问，说是大家都在忙于读书和研究，固然是事实，中国僧尼之不喜群体活动，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但我一想到日本民族由群体活动所产生的力量，又觉得我们也该有所警策。
因为，这个毛病不仅在国外的僧尼如此，在国内的大势也是如此，佛教内欠缺教会的群体力量，而有寺院的个体力量，寺院中也似乎没有僧团的（大众）力量，而有个人的影响力量。这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彼此之间，缺乏守望相助的照顾，凡事未临自己的头上之时，不觉有何痛痒，临到自身之际，又有无助之憾！这种缺少群体反应的状态，最易遭受外力的破坏了！日本的佛教，我们姑且不论它的生活方式如何，但在其各宗之内的团结是没有问题的，纵在宗内的大小寺院或门派之间，也有意见存在，但当某一寺院发生危机之时，宗内便会一致予以扶助支援。事实上，各宗寺院之中，除了本山或大本山的大寺院，系由宗内公选产生的管长、座主、贯首等名目的领袖来担任住持之外，各中小寺院均为寺主私有及世袭的，然其对于宗团之内的互相协助与督促，即是整体的。这种型态，在我中国，是否也有效法的必要和可能呢？当然也有很多问题，但其比较强韧有力，却为事实。
在日本留学的外国僧尼之中，以越南比丘的活动兴趣最浓，他们虽在日本，却和越南国内的佛教全体，保持着极密切的依存关系，并且与越南驻日本大使馆之间，建立起相当灵活的从属关系，因此，日本宗教界或佛教界凡有活动并且招待外国宗教人士的场合，使馆必有通知给他们的留日学僧；凡有国际性的宗教活动，越南国内派出代表之外，也必带同留日学僧的代表参加，甚至即以留日学僧为正式代表。越南留日比丘的国际语文，并不如何高明，但他们个个勇气十足，用其并不高明的英语、法语、日语到处活动，身分虽然是留学僧，名片上却印着越南佛教会任命他们的职称，因此，越南比丘所认识和交接的日本佛教界的名人和名学者，要比我多得多了。凭事实而论，日本佛教的名人学者，并不如何地高兴他们，但却无不重视他们的力量，因为这些越南比丘，都是在越南国内的大学毕业后，由佛教会派遣出来，他们受到自己国内的重视，国际上也就重视他们。因为他们返国之后，便是第二代的越南佛教的领袖人物，国内国外的人士，以此重视他们，他们也以此而努力奋斗。因此，如果摆开了越南佛教徒之是否过问政治问题的一点之外，我很感佩他们这种上下一体、一心一德的活力和朝气。例如他们的明珠上座（万行大学的校长），一心一意为越南比丘人才的国际交流而向各国***要求奖学金，学僧出国之后，依旧给予各种方式的鼓励和慰勉。因此，在日留学的越南比丘之中，虽也有一、两位改了俗装，但他们表示是由于接受俗家的经费而暂时改装，一旦学成返国，依然再度出家、再度受戒，因为越南佛教需要他们。万一真的结婚成家，越南佛教还是需要他们贡献出所学与所能。从越南留日学僧的口中，可以听出充满了爱教、护法及弘扬正法的信心和责任感。好像也使我见到了越南佛教的希望。
其次是韩国比丘，不过，在我们的立正大学并没有韩国比丘，他们共有十多人，分别就读于东京的东大、驹泽和东洋文化大学，也有部分就读于京都。因为韩国佛教已有自己的三所大学，其中的东国大学，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所以都是先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再到日本就读大学院的硕士学位及博士课程。但在目前的韩国比丘之中，真的有了博士学位的，仅有一位，那便是曾经到过***，并且由白圣老法师颁赠了「三藏法师」尊衔的徐京保法师。他的博士学位是在美国得到的。因此，韩国和越南比较，尚差一个博士比丘，越南已有从印度那烂陀大学获取博士学位的释明珠（即是前面已提到的现任万行大学校长），另有一位是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的释天恩。在同为中国大乘佛教系统的国家之中，除了日本，也仅越南及韩国有了博士比丘。博士并非真的比所有没有博士头衔的比丘更有修持或更有学问，但却代表了接受近代化教育的最高标志。因此，韩国对于日本，由于曾被奴役统治过三十多年，在观念上始终抱着国仇的态度，但仍运用各种关系，使得优秀的韩国比丘们来日本留学。因为他们虽有大学，尚无大学院，尚无国际性的佛教学者，尤其对梵文及巴利文，学的人没有，教的人更没有。
韩国在日本，是所有外国旅日侨民最多的一个国家，总数达六十万，来自北韩及南韩，各占一半，由于只有南韩***与日本有邦交，致使来自北韩的人，大多也受南韩驻日使馆的照顾，甚至把北韩所称的朝鲜籍改为韩国籍。正由于旅日的韩侨人数众多，也就显出了其力量之强大，据说在关西地区，属于韩国佛教的寺院有一百多所，大多是日本型态的在家佛教道场，他们的主要对象，仍是韩国侨民。但在韩国国内，南北韩相加不过三千多万的人口之中，出家人即有一万二千人左右；其中在南韩二千多万人口之中，就有八千左右的男僧和四千上下的尼僧，已经不算太少了。
据韩国比丘告诉我，在数十年前，一般的韩国民众，对于僧尼的观念并不好，以为凡做僧尼的人，便是没有知识、不事生产、游手好閑的人，当时韩国的僧尼素质的确也不够理想，佛教的教化力自亦相当薄弱。但在近数十年来，已渐渐地将僧尼的教育水平，提升到中学程度的水平线，同时在出家人之中的学者，也渐渐多了起来，社会上对佛教的观念，也就转变了，例如今日的韩国总统朴正熙便是佛教徒，尤其是朴总统的夫人不仅信佛，且有修持。所谓上行下效，朴正熙总统的政治功绩为全体韩国人民所赞扬，他既奉佛，韩国***也授权给佛教行政机构，加强对于教团的整顿与革新，例如在日治时代遗下的蓄妻僧侣住持的寺院，韩国佛教会就有权力予以抵制，使其转变。教团之内发生了问题，教会也有力予以适当的处置。因此，他们确能做到教内统一步伐的程度，比如对于僧尼所用袈裟的颜色问题，曾做了三次统一性的变更：本来使用紫灰色，后见南方佛教均用黄色，便一律改为黄色；接着由于部分持律比丘之律师们提出理由反对，便一律改为红色；又有律师们据律典说比丘不得持用五种正色，结果再恢复为紫灰色。这个统一袈裟颜色的问题，在***也曾发动过，后来由于涉及阶级性的制造而遭反对，同时也由于佛教会不能硬性规定而作罢！但是，由韩国的服式及衣色的统一，可以看出教会的权力，又可从其接受律师们的反对意见而知韩国佛教会的主宰力，仍操之于教团的律制和教徒的民意。
说到僧尼的阶级，在日本是老早就有的，但其并非依据律制而来，乃是日本的政治封建制度下的产物。日本民族的封建意识，也可谓已到根深柢固的程度，目前的日本，所谓将军和大名等的封建制度，早已不存在，但是新的财阀如三菱、三井、住友等，新的政党，乃至新兴的宗教集团，也成了新的封建制度，日本人民也以有此型态之存在而得到安全感，所以，除了新起的政党是由选举产生其党魁之外，所有的财阀乃至新兴的宗教集团的主脑者，均系采用家传的世袭制，日本人却很少对此提出异议的。
因此，日本佛教的僧官僧阶制度，始于孝德天皇的大化元年（公元六四五年），到了明治五年（公元一八七二年），政令废止僧官，明治六年又令废止僧位，但在各宗之内，建立了管长制度之后，依旧采用大僧正、权大僧正、僧正、大僧都、权大僧都、僧都等共计十三个等级的僧阶称号。他们在大法会场合，僧阶及仪服的层次分明，色彩判然，仍如封建时代的官场威仪，井然有序，说它不好也未必，说它是依佛的律制则更未必。
除了日本，今天的越南比丘，也分有称谓的等级，戒腊未满二十夏的称为大德，二十夏以上的称为上座，四十夏以上的称为长老。这倒是合乎比丘律制的规定的。韩国比丘则以僧腊为基础，再予以考试分为八个僧阶，但此属于德学的尊衔，在生活及服式上则一律平等。
在韩国的比丘，对德号的尊称，也有一定的限制，我有一位韩国同学，到我住处拜访，见到我的书架上摆有我自己写的几本书，印着「圣严法师著」的字样，他便对我肃然起敬，他说我被称为法师，一定是中国很有地位的比丘了。我正想解释说，在***的佛教界，法师两字已是对于所有僧尼的通称之时，他却先我做了补充说明，他说他们韩国的比丘，有了相当程度的专研修习之后，始被分别尊称为法师、禅师、论师、律师等，一般的出家人是不能用这些头衔的。这也与律制的规定相符合。因此，有位韩国曹溪宗驻在东京弘法院的院长行愿禅师，当他要赠送我一部被视为韩国国宝的海印寺藏版《楞严经》的影印本时，不知对我用怎么样的尊称做签赠。
前面说到越南的留日比丘们，受其国内的重视，也受日本佛教界重视，倒不是重视他们的智能和已有的地位，而是重视他们对于以后的越南佛教所具有未来性的期望。因为他们在其本国或在国外，均在同一个组织系统下受保护和受鼓励。虽然，以我看来，乃至以我国青年们的角度看来，他们的心理年龄尚很稚气，甚至有点像意气用事的出锋头主义，但也正由有点稚气，才有青春的活力，推动他们做种种的努力。
至于韩国比丘在日本，也比我们中国僧尼有福报得多，至少，他们有其本国的寺院可住，不用为房租及生活费担忧，也不用自己炊煮。更可羡慕的是他们仍能和在其国内一样地过着僧团生活，每天朝晚参加例行的殿堂课诵。因此，韩国比丘留学日本之后，虽然也有一个还了俗，但在比率上是很少了，原因是他们不必改了服装去打散工找生活。住在寺院中未必没有是非，但在许多可能的问题方面总比较单纯得多。因此，当我和两位越南比丘被韩国的东京弘法院邀宴了一次之后，越南比丘便想也在东京筹建一所越南的寺院，纵然小一点，也比租住普通的民房要理想。但当他想到旅日的越南侨民，除了留学生，仅有外交官，力量太单薄，因此转而为我加油，说是中国的旅日侨民也有六万以上，若能登临一呼，必可水到渠成。其实，我真做过这个美梦，我也说过：「虽然来做留学生，却未放弃作为一个比丘的责任。」（《菩提树》二○九期三二页）并且在毛正智居士的热心推动下，真的努力了几个月，但是后来为了赶写硕士论文，不能天天为了此事奔波，同时发觉东京的华侨社会，对于一个正在留学中的出家人，不可能马上给予大量经费的支持。假如能够假以时日，和华侨界接触与结缘的机会较多之后，我仍有信心可在东京筹建一座中国的寺院。然而经过考虑再三，觉得我不能为在东京建寺而花费十来年的时间，因为发展中国佛教的基础应在国内而不在国外，我来日本的目的，也非为了建寺，而是为了求学。学取日本之长以补救中国之短的方法，当然是把重心置于学问，而非其他了。
我在初到日本的第一年中，除了主动地去访问有关的佛教道场、学校、学者、名僧之外，很少受到国际性的宗教团体的邀请，原因是我们自己没有团体，也没有组织。我们中国的留日僧尼仍如在国内时一样地过着闭门读书的生活，最初我曾发起在东京的中国系僧尼（包括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每三个月聚会一次，结果举行了三次之后，便被一位来自***而非常用功的比丘尼因故推辞而告寿终正寝。原因是大家太忙，忙得在三个月之中也抽不出半天的时间来聚会。本想运用这个集会推动一些集体性的工作，比如计划性的共同写作或共同翻译，都是值得做的，做了交给***出版，也是不太困难的。可是我们虽尚未能做到，我仍希望留日中的同道们牺牲一些时间，试着共同来做。从这一点，也可发现中国民族性异于日本之处。日本人拙于做个人的特长发挥，巧于群体的分工合作。我国人的个人智力，平均高于日本人，也往往能以个人的努力在日本人群之中出人头地，但却不善于从事群体性的共同性的工作之努力。也许我这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我也希望这是错误的。
可是就我现在所知，越南在日本留学的僧尼十多位，在家佛教青年一百多人，每月均有集会，僧尼则另有集会，会中有佛教仪式、有佛法演讲、有提案讨论、有余兴节目，每月也有他们所做的工作。韩国比丘，因有他们自己的寺院在东京和关西各地，所以，不但每月集会，并且有各种性质的集会。
在目前，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由于交通工具的发达，人员来往的便利，所以距离越来越近。凡是有眼光的佛教徒，也无不把视线放远到国际上去。但在我们国内，大多仍以各自的寺院为中心，寺院当然是我们的立足点，不能不顾各自的寺院而谈佛教的全体性，然而过分地做着各自寺院的保守者，往往便会忽略了全面的佛教大局。可是，处身于教团组织力量相当薄弱的状态下的寺院住持们，又能如何地为全面的佛教大局而做具体的努力呢？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再三的问题。就以我们留学的僧尼而言，除了个人的关系以及个人和其寺院之间的关系之外，就象是被教团放逐出境了的一样，没有教团交下的训令和任务，也没有教团给予的国际关系上的便利和照顾。结果留学的僧尼们，你要他不以各自的寺院为主，要他以全面的佛教大局为着眼，也就很不容易了。因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寺院，也可以说国内每一座寺院都是我自己的，所以想法与作法比较有点不同，我和各国的留学僧接触多了，并也经常交换彼此的意见之后，颇受他们的重视，故也经常被邀请参加他们的活动。现在也正在和他们共同发起一个「在日佛教留学生亲善会」的组织，包括佛教关系的世界各国的留日学生，以比丘为中心，以僧俗四众为成员，以期协力推动佛陀的***，运转于未来的世界之中。
参加国际性的活动时，不但可以增长见闻，更可以增长对于中国佛教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比如今年正月，我被邀请和韩国、越南的比丘代表们去参加日本一个新兴佛教教团「国柱会」中央级干部的新年会餐，先用汽车来迎接，到达会场前，即见到中华民国的国旗，心中不禁为之欣喜不已。进入会场时，在场大众二百多人，全体起立，鼓掌欢迎。就席之时，又发现我的席位上插着小型的中华民国国旗，而且特为备妥了素食。餐会之先，国柱会教团的主干（会长）田中香浦，特别再把我们的国籍、法名、称呼，向大众介绍。并说佛教由印度至中国，由中国至韩国，由韩国至日本，韩国是印度佛教之孙，日本是中国佛教之孙。韩、日两国的佛教，有着父子关系，所以该教团正在筹建一座纪念碑，以纪念韩国佛教之流传到日本。目前的日本新兴教团之中，颇愿与我中华民国来往的，除了孝道教团，恐怕要数国柱会了，否则不会请我，也不会因中国的比丘代表之到场而插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我国国旗了。
然而，当我每次讲这话时，就怕对方问起：「你们準备如何着手去复兴中国大陆的佛教，原则如何？方法如何？人员如何？」去年年底，我的指导教授坂本博士就曾如此地说到：「我希望你们中国的佛教早日复兴，……但是，在此时机未来之前的现在，希望中国佛教界多培植人才，更希望像你这样的人，留在日本，好好地多读几年书。」
说到培育佛教人才，近二十年来的***佛教界，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凡到***访问过的国际佛教友人，均对***女尼多于男僧的现象，感到惊奇。不是说女众出家多了不好，而是说何以男众出家的太少？此在越南、在韩国，他们的青年男子出家，还是压倒性的多过女子。可见，这是***佛教的个别问题。那么，究竟仅是佛教内部的问题？抑系整个国家社会的问题？或着两者兼而有之呢？但愿我们关心中国佛教前途的人共同研究；也许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多多留心国际佛教，考察国际佛教国家之优长得失，再对我们的现状加以审察，予以兴革。否则，任其照着现状发展下去，当然在一时间尚无危机，危机却会有一天要来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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