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日本两年半，已经遇上了三次的印度学佛教学大会，前（一九六九）年六月在东京的大正大学召开，我初到日本，便躬逢其盛。去（一九七○）年在京都的花园大学召开，因为路途太远，我没有赶去。今（一九七一）年六月又在东京召开，由东大的印度哲学研究室主办，借国立教育会馆为大会会场。我从前年开始，即已成了该会的会员，既然人在东京，当然不愿放弃这个机会了。
此一学术大会，既是日本全国性的，也是世界性的，它在会员的数字上，虽不是学会之中的首位，但在组织上和内容上，乃是日本佛教学界最庞大的一个学术大会。它是在第二次大战终了之后，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在东京大学的山上会议所召开成立大会，第二年十月即于东大召开第一次学术大会，迄今年为止，已经举办了二十二届学术大会。因其目的在于联络对于印度学佛教学之研究者──有关的团体及个人，以期促进印度学的发达与普及。所以此一学会的范围极广，凡是涉及印度哲学、宗教、文学、考古、语文、佛学，以及以佛教为中心的哲学、宗教、艺术、历史、民俗等的问题，无不包罗。此一学会既由日本人士发起和主办，当亦以日本人为主要的成员，但在每次大会中，均有外国人来参加发表，除了中国、韩国、印度、越南等的亚洲国际学者，也有美国、加拿大，乃至比利时等的欧美学者。故在举行会员大会的仪式之时，日本***的文部大臣、外务大臣、总理大臣，均有祝贺大会的电文于会中宣读。可见日本***对此大会不仅是视为国内的学术活动，更被视为国际的学术活动。
该会的个人会员，是攻读硕士学位程度以上的学生、研究员、教职员和各种行业的人，也就是说凡为大学院程度以上，不论何人，均有申请入会的资格，入会的目的，除了发表和研究，不可能有其他作用。现有会员一千五百多人。中国人会员则有杨鸿飞、释慧岳、张曼涛、吴老择、林传芳、叶阿月以及笔者，其中以张曼涛、杨鸿飞、林传芳、叶阿月等发表的论文次数较多。
它的加盟学校，也就是团体会员，有三十七个，其中除了佛教主办的大谷、高野山、驹泽、立正、大正、龙谷、佛教、花园等各大学，尚有国立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以及早稻田、明治、庆应、东洋、法政、日本等各大学。
个人会费每年每人一千五百日圆，有大学院的团体会员学校每年负担五万日圆，佛教学关系大学每年负担二万或一万日圆，一般加盟大学则为五千日圆。除了会费的收入，尚有来自佛教各宗派的捐助以及学会纪念会的补助；文部省也以「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刊行费）的名义，拨给三十万日圆。费用的最大支出是《学会杂志》（会中发表的全部论文集刊），去年用了四百五十九万多的日圆。会员均有享受***受赠此学会杂志年刊两厚册的权利。
由此可以了解，这一日本的学术会议，虽属佛教性或民间性组织，它却是结合了***的、整个教育界的、全体佛教界及印度学佛教学界的精神力和经济力的一个组织。该会没有硬性规定谁非得参加不可，但是，凡为与印度学佛教学有关的学者，几乎没有一位不来参加。它的现任理事长是宫本正尊，理事则有东大的中村元、平川彰、玉城康四郎，京都大学的长尾雅人、松尾义海，大谷大学的野上俊静、横超慧日，立正大学的坂本幸男、野村耀昌，驹泽大学的槫林皓堂、藤田俊训，龙谷大学的石田充之、中野义照，大正大学的栉田良洪，早稻田大学的康井康顺，东洋大学的西义雄，日本大学的古田绍钦等四十六位。学术大会的评议员一百二十二位。有许多年长的学者，好多年来已不再在大会中发表论文，但是，他们参与大会的研究精神和热诚却不让于年轻学子，他们的希望是让年轻的学者们多发表，他们虽不发表，却是每会必到，绝不倚老卖老，那些白发萧萧的老学者们照样挤在一般的青年群中，赶着选听他们想听的发表会场。
不过，每次大会对于发表论文的人数并无限制，只要充分準备，报名发表，必可为你安排在发表的日程之中；人数多，即增加发表会场的教室，人数少，也可减少。例如一九六八年在京都的佛教大学，分为九组；一九六九年在东京的大正大学，分为八组；一九七○年在京都的花园大学，亦为八组；今年一九七一年在东京，则已增加为十组。每组在两天的日程之中，有三十四个人发表，十组便是三百四十人，除了少数临时缺席的之外，仍有三百二十多人，所以今年是这个学会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了。分组的原则，是沿着历史的路线而做系统的划分，从印度学而至佛教学，佛教学则自印度的原始佛教、小乘佛教（南传巴利语系的小乘佛教也包括在内）、大乘佛教；又到中国系的大乘佛教──西域──中国──韩国──日本；经过日本的本土发展之后，又产生了日本民族所特有的日本佛教（包括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今年关于印度及印度佛教学部分的有三个半小组，中国佛教学部分的占两个半小组，其余除了五篇论文是关于韩国的佛教学之外，几乎都是日本佛教学的东西了。日本佛教的独立，是在鎌仓幕府时代（公元一一九二─一三三三年）开始，所以他们研究的重点，也多置于那个时代的几位名僧，例如对于法然、亲鸾、日莲等人的探究。
但是，日本佛教的源流是中国佛教，尽管他们不再需要今日的中国佛教，如果放下了中国佛教，日本佛教也就无从谈起，例如法然的净土宗是本于中国的善导，真宗的亲鸾本系法然的弟子，而且不论是法然、亲鸾、日莲的那一位，都曾出身于日本的天台寺院，日本的天台宗固然是从中国传承过去，他们任何一宗所用所依的经典又无一不是汉译本，他们的教养根据也不能离开中国古代高僧的注疏。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所以，他们在中国佛教方面所下的工夫，占的比率极重。同时，在日本佛教学术界，如果仅系一个宗派学的专家，不管如何优秀，也不可能成为第一流的学者，事实上凡是第一流的优秀人才，绝不甘心自限于日本佛教的所谓「宗学」的小天地中。
明治以来，日本佛教学术界的趋势，是灵活地运用佛教学的语言学──梵文、巴利文、***文、汉文等，做原典的异本异译的比较研究。据我的藏文教授中村博士说，当他在硕士第二年时，即有能力将藏文和梵文做对译的工作。可是，今天存于人间的佛典，乃以汉文的最为丰富，故其不论当在研究梵、巴、藏的任何一种佛典之时，均须参考汉译的佛典。因此，遂使他们由专注于印度原典的梵、巴佛典，转而再来重视中国的佛典。使得日本学者追索日本佛教的根源之时，需要重视中国佛教；当在追蹤印度佛教的发扬之时，也要归结到中国佛教。于是，在小组的区分上，若要严格的划成印度、中国、日本的部分，势将不可能了。我在前面所说两个半小组的中国佛教学部分，乃是指的对于中国人的中国思想研究。如果把对于汉译经典之研究计算在内，那么，所谓印度学的部分仅有一个小组而已，中国佛教学的部分，则有五个小组了，正好占了整个大会内容的一半。再何况讲到日本的凝然（华严宗）、道元（曹洞宗）等人时，必然也会牵涉到中国佛教，因为他们都是留华的学僧。
可是，以前研究中国佛教的人，未必要求懂得印度原典的语文，例如中国的天台智者大师，便是不晓梵语的人，直到目前的中国佛教界依然如此，认为中国已具备大小乘的三藏教典，毌需另作外求；同时在佛教中国化之后，早已形成了中国本位的佛教，至于有没有其他语文的佛教圣典之存在，对于中国佛教而言，已是不关轻重的问题了。但于明治以后，将近一百年以来的日本佛教学界，由于接通了西洋的治学精神，并且对于中国佛教，也没有日本的本位问题，所以能够站在时代的角度，给汉译的经典以及中华古德先贤们的注疏，做客观的再认识的努力，他们所凭借的东西，主要的便是语文工具。因此而更为明确的发现，那些观点是出于中国人的构想，那些观点是源出于印度的佛教。这种工作，迄今为止，仍在继续开发之中，正由于此，纵然是研究中国佛教问题的学者，也得具备基本的语文知能。
当然，世间没有绝对可靠的东西，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不过是提出比较可信的看法，假如有人提出更可信的看法时，前一看法便成为不可信。所以，在日本佛教学界的成名学者或前辈学者，无不重视他们的后继者之培养，以期他们所研究的主题或主科，继续有人接棒。最可喜的是日本的学者先进，虽受后学者当作权威来恭敬，却不会迫令他们的学生接受他们自己的见解，所以，他们的学术成果，均能日新月异地向前迈进。比如我的指导教授坂本幸男博士，主张《大乘止观法门》这部书是出于昙迁之手，而我却提出许多证据和论点，主张是出于南岳慧思禅师，结果他不但不反对，反而给了我很多鼓励。因此，在日本学术界中，我从未发现晚辈攻击前辈的事，也没有见到长辈卖老的事；即使在一般的学者之间，只有心平气和、虔敬诚恳地相互讨论，火辣辣的笔战场面，至少我还没有见到过。
日本学者看来很笨拙，他们实实在在，绝少偷窃取巧或沽名钓誉。他们都是从大学院时代开始参加各种学会活动，如想成为学有专长的名学者，必定要尽其努力的所得，争取在学术大会中发表论文的机会，经十年、二十年的奋勉，如果已有了独特的专长，学术界中也不会不知道他的大名了；假如是个庸才，能够争取发表的机会，能够为其个人增进学问，但却不可能被公认其学术上的价值和地位，像这一类人，除了听他们称道别人，殊少听他们诋毁别人，这大概也是日本优良学术风气的一面吧！
再说日本学者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在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阶段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如今乃至以后，仍将有增无已；对于宋朝尤其南宋以后的研究成果，便越往后越少。这有正反两重因素：一是中国佛教到了宋朝之后，由于经过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的灭佛运动，元气大伤，因之一蹶不振，仅有禅宗及净土教流行在民间，保守尚感乏力，遑论继续发扬，故在内容方面，比之以往，颇为失色。第二是日本的鎌仓时代，相当我国南宋光宗至元朝文宗时期，正当中国佛教衰微，日本自身便产生了具有日本民族特性的日本佛教，所以不再重视中国佛教了。可是，从那之后的中国，佛教并未灭亡，值得研究的问题还是很多，因此，在这一次的大会中，有两个人以明末的云栖袾宏为题提出论文。然由于近代中国文字，在日本学者读来颇为困难，真正以研究近代中国佛教为主的人，还是相当的少。
凡是会员，均有报名发表论文的资格，但在会场之中，面对着专家听众，不但不能信口开河，而且还得準备与主体有关的其他问题，以防听众发问。发问的情况有两种：因为凡来听你发表的人，若不是与这个问题有关联的专家，便是对于这个问题希望得到某一疑问之解答的学者。前者为了求证他自己的看法，便会举手发问，甚至和你当场辩论；后者为了所得答案之不满意或不充分，也会举手发问。答不出来或解答错了，当然不会怎么样的，然在学术神圣的前题之下，谁愿意马虎呢？所以，大多数参加发表的人，在大会之前的数星期，即把论稿念得滚熟，还得查阅许多的参考资料，是以準备应考的心情去参加发表的，且此不限于年轻的学者。
他们极重视荣誉，印度学佛教学会自第八届大会开始，即成立了学会奖的制度，凡在学术大会中，提出了高水平的论文数篇之后，即有接受学会奖赏的可能，受奖人的学术地位也就因此自然提高。类此的学会组织，假如中国也有几个的话，该是多好？因为这也是提携人才和促进人才之养成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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