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9日∵佛学研究网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是人生终极关怀的抉择，其内容触动普遍的人性要求，包括人对宇宙终极的解释、对生命苦难的出路、对人类罪恶的转化、对死后永恒的肯定。这4点可以说是基督教叙事话语的普世性核心内涵，不受历史文化所局限。但这普世性核心内涵传扬到不同的历史文化处境时，即产生其适应文化特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特殊表达方式，而使其普遍价值及普世性核心内涵具体化。落在某一具体文化处境之中，可称为一个“处境化”的过程。当西方基督教由宣教士传向世界时，信仰已被西方处境化的框架所构作，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当其遇到另一种庞大的文化，如中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时，即会产生格格不入甚至沖撞的状态。故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其中一个必然使命，就是须将信仰处境化，融入中国的世界。本文探讨自利玛窦入华以来，3位宣教士在处境化上作过的努力和成就，从而思考一个融和的模式，探寻当前基督教生根中华民族文化之路。
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九月，利玛窦随罗明坚到肇庆见知府王泮，均穿着僧服。到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从知识分子瞿太素处，得知中国人看不起僧侣，遂在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得耶稣会批準，留须蓄发，改穿儒服，戴方巾，穿童生服，见客时拟秀才礼，这可说是初步的、表面的处境化尝试。利氏为进入思想文化的处境化，花了4年时间研读四书五经，练习书法，并将中国经典译成拉丁文，同期亦译出《几何原本》及绘制《山舆地海全图》，将西方的数学及世界地理知识介绍给中国人。利玛窦之后在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重镇，均得到学者、名流和巨卿的崇敬，甚至连明神宗也十分赏识他，可说是得到中国主流文化和人物的尊重和接受，使基督教成功地与中国文化融和，成为中国与西方新科技、文化沟通的桥梁。利玛窦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朋友，主因在于他的融入模式十分成功。
利玛窦使信仰融入中国的模式在于其尊重和欣赏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他以谦逊和尊敬的态度，来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利玛窦尊重中国文化的特质，愿意在中国文化面前谦虚地学习。由于他这种态度，所以他能彻底理解中国人的思维及其处境特色。他又以基督信仰去欣赏和吸纳中国文化，进而以中国思维特性来表达信仰，因而基督信仰得以走岀西方形态，而与中国文化交融。
第二，建立信仰与中国文化融和的共通基础，并深入探讨中西方礼俗之不同，对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礼节，不加排斥。他提出一个成全中国正统文化的思想模式，复归古儒学精神，提出信仰以成就儒家理想，被知识分子所接受。
第三，以学问和人格建立灵性的见证，使接触到其人的士大夫，均对其人格表示佩服，而愿听其谈论他的信仰。艾儒略曾简论之说：“利子一以宽和谦忍，不以事顺而傲，事逆而悲。故所遇者，人士咸相敬爱，时愿亲炙。待诸同会，尤极温良。”
第四，利玛窦不单尊重儒学和知识分子，且用知识分子的教育方法，以融通中国文化，由此传递信仰之路。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宣武门建南堂，后与当时的知识分子集团东林党的邹氏所创立的首善书院呼应，信徒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均出入两边。知识分子论政与信徒论西学，互相补充，成为一种知识分子运动，是信仰与知识界的成功结合。
第五，利玛窦广泛介绍西方先进学问，如天文、地理、科技、数学等，拓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在中国走向近代化发展之途，此中的贡献极大。
∵∵李提摩太与中华民族同担命运的模式
李提摩太于1869年由浸信宣道会差派来华。当深入了解中国处境后，李氏发觉须用教育开启民智，才能使华人认识信仰。他1885年回英国，要求建立高等师范学校被拒，后想在济南建基督教大学又被拒。1890年，李提摩太退出差会，参与《中国时报》中文版主笔工作。1891-1915年为广学会督办期间，李提摩太主持翻译大批西方历史、地理、政治等书。他在《万国公报》上提出很多变法思想。如他于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写《富晋新规》，强调教育为富强之本，又如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发表《新政策》一文，主张教民、养民、安民、新民等观点。1890年驻北京后，即广交朝中有新思想的权贵，主张变法维新。
李提摩太使信仰融入中国的模式，是全心投入中华民族的时代困境与苦难中，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去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其特色如下：
第一，充分投入，了解和参与中华民族所面对的苦难。他发现宣教必须包括参与到中国人的命运和苦难之中，与中国人同负一轭，∵并以其外国先进知识来帮助中国富强。他由此辞去原先差会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广学会的运动。基于中国国情的考虑，他在《万国公报》中提改革之途：“今日中国之要事，莫亟于养民，养民之要事，莫亟于新政。……必须罗致各国至明至正之通才，以广行各国已行已验之良法，不及二十载，中国之大富大强，蒸蒸日上，巍然焕新为四海万邦。”
第二，以诚信的品质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得到信任。李提摩太的诚意，得到朝中大臣信任。如光绪十六至十七年（公元1890-1891年），李鸿章邀之到天津主编《时报》。翁同龢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见李提摩太。康有为亦在强学会与之交往甚密，并曾荐李氏为光绪的顾问。这些交往能得以成功，在于其真诚地与中国人同担着历史的责任。
第三，李提摩太与广学会的诸传教士，全力用文字介绍西方现代的体制，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其文字工作成果卓着，也使基督信仰由被排斥转变为被尊重。
第四，变法失败后，李提摩太仍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维新运动虽失败，他仍不屈不挠，他利用庚子赔款，于1907年建山西大学，完成其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心愿。
∵∵戴德生的草根关怀模式
戴德生于1853年在中国布道会的差派下来华。在太平天国军攻上海时，他以游行方式，向大众派发布道书刊，也与每一个遇到的百姓传讲信仰。他传教，但非按立牧师；医治，但非注册医生。1865年，戴德生开创内地会，穿中国服装，进入内地，关怀中国草根百姓，建立对中国最大和最深入的宣教组织，对华人教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戴德生融入中国的模式，是深入关怀中国普通草根大众的生活和痛苦，选择与中国平民同甘共苦。其模式又别有不同：
第一，直接关怀个人灵性的需要，关爱每一个个体。他要求宣教士过贫穷的生活，穿华人服装、留辫子，认同普通中国人民。他不辞劳苦的服侍和关怀个人之心，不但感动不少人成为宣教士，也由此令很多草根大众被感动而接受基督信仰。
第二，与西方帝国主义划清界限，不依附西方炮舰。初到扬州，受民众围攻宣教站，但戴氏本身只通知中国官府，并不求英国支持，然而英公使知此事后，派英国炮舰与军队出动，胁迫知府驱散暴民。英***议院批评戴德生宣教引起事端，也批评他反对卖鸦片。自此以后，戴氏即与政治分离，不与帝国主义势力结合，投身认同中国人民，冒险入内地。
第三，承担中国人民吸毒的困苦，全力反鸦片。由于相遇于无数草根人民的心灵，关心其生活，戴德生发现鸦片对中华民族的残害甚为巨大，故全力投身反鸦片运动。戴德生虽然很少谈政治，却在英国传教大会上，要求英国***停止卖鸦片。又在《中国亿万人》刊物中，刊登其在中国所见人民吸鸦片的祸害，及宣教士戒烟的福音工作，影响了英国社会。因而英国教会纷纷支持，成为社会运动，向国会施压，终至1906年国会提议撤销鸦片贸易，1913年全面停售。1876年，内地会在中国开设了两间戒烟所，1886年已有8间，1905年增至101间。内地会到1900年已帮助34万人戒除了烟瘾。
∵∵处境化的三层次与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的“处境化”
综合三大宣教士的处境化模式，可视为3个层次：文化层次——利玛窦尊重、承担，成全中国文化，以信仰融入和支持中国文化的新进展；社会政治层次——李提摩太与中华民族同负一轭，探索政治社会改进之路；个人关爱层次——戴德生关怀、服侍每一草根个人灵魂之路。面对中国当前的处境——中华民族受伤的重创后遗癥（比如“义和团”与“文革”）、文化尊严与价值的失落与重寻、俗世迷惘与弱势群体之困厄，回顾过去3位伟大的宣教士对中国的爱心与投入，中国基督徒可以融和三大宣教士的经验，分析当前中国处境的需要作出投身中国的行动。
∵∵笔者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化”，当有以下的发展方向：
第一，道成肉身的投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对人类苦难的认同。基督徒须学效基督的道成肉身，完全投身于中华民族当前所面对的问题中，共同担当民族发展的命运，从而摆脱基督教是两方文化的形象，使信仰面对、适应中国的处境。
第二，以无条件的爱来医治民族创伤。只有无条件的爱，才能医治深沉的创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极大的侮辱与伤痛，与人类同担苦难。其死后而复活是带来苦难的转化，使一切从头开始。中国经历伤痛之后，基督的故事可带来医治，并指向转化和复活的希望，使一切得以从头再来，重建中国人的骨气和尊严。
第三，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欣赏。基督徒应深入认识和吸收中国文化的智慧，找寻信仰的共通价值，如中国传统的伦理、良知、人性尊严、审美情调，对宇宙大道的掌握等，并加以尊重和欣赏。同时基督徒应以基督信仰的特有价值，为中国文化提供参考和吸纳，使之吸收新资源而更新自己，面对新时代。
第四，以行动去服侍和关爱个人及弱势群体。基督徒应以爱心去关心人的迷惘，辅导家庭的危机，无条件地尊重和关爱每一个人。对弱势群体，基督徒须去了解其需要，筹集资源去支持贫困人士，特别是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给予帮助。（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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