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度论》在南北朝的流传及其影响（圣凯法师）

《大智度论》在南北朝的流传及其影响

南京大学哲学系∵圣凯法师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大智度论》的翻译，指出“三分除二”为《大智度论》梵文本汉译的结果，并非“略译”；同时，依僧诠、静蔼—道安、慧藏—法彦、智隐三系等考察《大智度论》在南北朝的流传，可以看出智论学派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大智度论》∵流传∵翻译∵智论学派

《大智度论》经鸠摩罗什译出后，研究风气甚盛，与三论学派（《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相合，则成为四论学派。当时中国佛教受到道教、儒家的影响，尤其是玄学思潮的盛行，出现“格义佛教”，而《大智度论》的流行无疑推动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发展方向。同时，中国佛教界的师资相承，依《大智度论》而展开学派思想，虽然现存只有慧影《大智度疏》，但是梳理僧传资料，仍然可以发现《大智度论》对中国佛教的深刻影响。

一、《大智度论》的翻译

《大智度论》（以下简称《智论》）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释论，又称为《摩诃般若释论》、《大慧度经集要》、《大智度经论》，无现存梵本，仅有汉文译本，为鸠摩罗什所译。但是，《智论》的翻译经过以及原本、略本问题，以及《智论》的作者是否为龙树，争论不休。

1、《大智度论》的翻译

《智论》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译论，鸠摩罗什先译经，后译论，而又同时修订完成。僧睿《大品经序》说：

弘始五年，岁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于京城之北逍遥园中出此经。法师手执胡

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秦王躬览旧经，验其得失，谘其通途，坦其宗致。

……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道惊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以

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尽；校正检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讫。文虽粗定，以《释论》检之

犹多不尽，是以随出其论随而正之。《释论》既讫，尔乃文定。[1]

弘始五年（403）四月，鸠摩罗什于逍遥园开始翻译《大般若经》，当时姚兴以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和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比对其得失，慧恭等五百人参与翻译。于十二月十五日，翻译完毕，于弘始六年（404）四月完成校对。同时，弘始四年（402）夏天，开始翻译《大智度论》，于是将《大智度论》中引用的《大品般若经》与译本进行校订。《大品般若经》译文的确定，与《大智度论》翻译完成是同时的。

对《大智度论》的翻译，《大智度论记》说：

究摩罗耆婆法师以秦弘始三年，岁在辛丑，十二月二十日至长安。四年夏，于逍遥

园中西门阁上，为姚天王出《释论》，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讫。其中兼出经本禅经戒

律百论禅法要解，向五十万言，并此《释论》一百五十万言。论初品三十四卷，解释一

品。是全论其本二品已下，法师略之取其要，足以开释文意而已，不复备其广释，得此

百卷。若尽出之，将十倍于此。[2]

《大智度论》与《大般若经》的翻译是交错进行的，所以僧睿《大智释论序》说：“经本既定，乃出此释论”[3]。《大智度论记》作者是以会编经论的时间为最后翻译时间，实际上先译经，后译论，在《大智度论》的经与论先后译出，论讫而后经定。经论会编为一，也就不妨说经与论同时译出了。[4]

2、“三分除二”与梵汉翻译

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时，不是依照原典直接翻译，是大胆地删除部分原典，并且加入自己的见解与解释。僧睿《大智释论序》说：

论之略本有十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万言。胡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

三分除二，得此百卷。于大智三十万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见，归途直达，无复惑趣之

疑。以文求之，无间然矣。……胡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师以秦人好简，故裁而略之；

若备译其文，将近千有余卷。[5]

现存《大智度论》一百卷，实际上是经论会编，《大晶般若经》三十卷，《释论》七十卷。但是，对于“三分除二”、“十倍”、“千有余卷”等有关《大智度论》的理解，则是后世学者争论焦点。

对于“三分除二”，印顺的理解：

初品译为三十四卷，若经文一卷不计，则论文为三十三卷，二品以下，是“三分除

二”的略译。换言之：论文七十卷，扣去初品三十三卷，则二品以下的论文实为三十七

卷，这三十七卷，是“三分除二”的略译。[6]

印顺推断，《大般若经》的经本有二万二千偈，译成经文，有三十卷。以此类推，论本“十万偈”，约可译成百三十六卷，这是尚未“略译”之原形。除去初品论文三十三卷，应该还有一百零三卷，但如今二晶以下略译为三十七卷，那正是三分之中略去一，共九分。

但是，从梵文译为汉语来说，字数的变化是非常明显。如道安《阿毗昙序》说：“胡本十五千七十二首卢，四十八万二千三百四言，秦语十九万五千二百五十言”[7]，《鞟婆沙序》说：“胡本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二首卢，长五字也，凡三十七万六千六十四言也；秦语为十六万五千九百七十五字”[8]。在经论中，不论长行或偈颂，以满三十二字（音节）为一节（一偈），称一首卢。依此可知，梵语的三音节大约为汉语的一音节。如《放光经记》说：

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众贤者皆集议晋书正写，时执胡本

者于阗沙门无叉罗，优婆塞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共笔受，正书九十章，凡二十万

七千六百二十一言。[9]

“六十万余言”的梵文，译为汉语，成为“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一言”，这即是“三分除二”的表现。

因此，“三分除二”与“略本”的“略”没有关系，这是从梵文翻译为汉语的结果，是减少的比率。[10]依此可知，“胡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是指梵文与汉语的不同。所以，《大智度论》的“略本”梵文有十万偈，一偈三十二音节，所以“并三百二十万言”；此梵文“略本”翻译为汉语，“三分除二”后，所以只剩下大约百万言，一卷约一万字，所以就是现存的一百卷，这即是“论之略本有十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万言。胡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三分除二，得此百卷”的解释。

3、“原本”与“略本”

现存《大智度论》，对《大品般若经》“初品”的解释完全翻译，有三十四卷。第二晶以下，鸠摩罗什因为“秦人好简”，于是抄略要点而使其文意通顺，成为“略本”一百卷。所以，僧睿强调如果全部译出，“将近千有余卷”，所以即是百卷的“十倍”；“原本”则有百万偈的梵语，达至三千二百万音节。

但是，由于对“三分除二”的误解，历代学者出现各种不同的说法。慧远《大智度论抄序》说：“童寿以此论深广难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约本以为百卷。计所遗落，殆过叁倍。”[11]慧远指出，鸠摩罗什删略用方言所写的部分而成百卷，其删略部分应当是现存的三倍以上。另一种可能，“叁”可能是错字。

日本学者加藤纯章则把僧叡的“于《大智》三十万言，玄章婉旨”解说为“系就初品三四卷而言”，而“三分除二”则采慧远的意见，以为罗什携来的略本为略译本的三倍以上，而略译本所依的略本，另有大本原本，或有千卷之多。但这完全是臆测之辞，毫无文证可言。所以他自己都对这种千卷原本，称之为“虚幻”，并对其存在，表示怀疑。[12]

Lamotte则强调，原本共有十万偈，若全部译出，将有一千卷；译本仅一百卷，约三十二万中国字。[13]Lamotte是把三十卷经的三十万言，理解成三十二万汉字。

印顺指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解经的《释论》——《大智度论》七十卷，经论会编则为百卷。泛称会编本为《大智度论》百卷，可说是引起卷数、字数谬说的根源；另外，一般释论都是先广后略。所以，印顺强调《大智度论》二品以下，确是“三分除二”略译；“广本”则约有百三十六卷，绝无千有余卷之可能。[14]

但是，依材料的先后顺序，僧睿“将近千有余卷”、《大智度论记》“十倍”的记载，二者相符，而且“三分除二”为梵译汉的减少比率，与译本的广、略无关，则僧睿、《大智度记》的记载皆无矛盾之处，所以应该采信。

二、智论学派的传承

《大智度论》又称为《大智度经论》、《摩诃般若释论》、《大智释论》、《释论》、《智度论》、《智论》、《大论》等，因此在隋唐佛教著作中，研习《大智度论》的学者经常被称为“智度论师”、“北土智度论师”、“关东智度论师”、“北释论师”，如吉藏《大乘玄论》说：

问：诸佛菩萨体不二，能应者未详不二，是何等法?答：成论师真谛谓为不二法门，

智度论师谓实相般若，地论师用阿梨耶识，摄论师真谛三藏即阿摩罗识。[15]

吉藏概括当时的佛学思潮，提出有成论师、智度论师、地论师、摄论师，可见在当时的北方确实出现专研《大智度论》的学者。[16]

同时，在当时的佛学界，如地论学派、成实学派、摄论学派、天台宗、三论宗等，都有兼习《大智度论》者。于是，《大智度论》为中国佛教界树立大乘意识，开宗立派，都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17]

在北朝隋唐时期，以长安、邺城（河南省临漳县）为中心，当时的北方佛教存在以从事专门讲说、研究《大智度论》为中心的智论师，或又同时研习三论者，因此可以称为“四论学派”。检索僧传，发现昙鸾（476—542）[18]为最早的四论师。《续高僧传·昙鸾传》说：“心神欢悦，便即出家。内外经籍，具陶文理，而于四论、佛性，弥所穷研”。[19]昙鸾是登山访录遗迹，因感动而出家。他对于龙树一系的《大智度论》、《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四部论及佛性义的研究，特别有心得。而《安乐集》卷下列出净土的相承次第是菩提流支、慧宠、道场、昙鸾，可见昙鸾的四论研习是承袭道场的学风[20]。自此以后，四论的讲习在此地渐次兴盛。

在南朝佛教，由于梁武帝对《大智度论》的推崇，促进了《大智度论》在南方的兴起。而且，《大智度论》、《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均阐扬龙树中观思想，皆出自鸠摩罗什翻译，于是历来弘扬三论者，皆兼弘《大智度论》，所以形成四论学派。但是，在梁陈之间，由于帝王喜好的不同，促进四论学派真正转向三论学派。道宣总结梁陈时代佛教学风的转变说：

先是梁武宗崇《大论》，兼玩《成实》，学人声望从风归靡。陈武好异前朝，广流《大

品》，尤敦三论。[21]

由于陈武帝时期流行《，大品般若经》，推崇三论；吉藏批判“智度论师”的思想，教内外因缘的变化，推动了四论学派的转型。

1、僧诠一系

因为僧传中有关僧诠的资料特别少，所以僧诠是否研习《大智度论》很难了解。但是，僧诠门下的法朗、慧勇、慧布、慧哲等都研究《大智度论》，在江南一带弘扬此论，促进此论在江南的流行。

僧诠一系的师资传承，如下：

法朗（507—581），俗姓周，徐州沛郡沛（江苏省沛县）人。二十一岁，梁大通二年（528），在青州（山东省临淄县）出家。游学杨都，在大明寺宝志座下学习禅法，又听此寺彖律师讲律，从南涧寺仙师受学《成实论》，从竹涧寺靖公学习《毗昙》，声誉逐渐远播京师建业。后来，至摄山止观寺，从僧诠听受四论（《智度》、《中》、《百》、《十二门》）及《华严》、《大品般若》等经，此后专弘龙树宗风，与慧勇、慧布、慧辩共称为僧诠门下四哲。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奉敕住钟山兴皇寺。其后二十余年，讲四论及《华严》、《大晶》等各二十余遍，列听者经常有上千人。太建三年（581）示寂，世寿七十五岁。门下弟子众多，知名者有吉藏、罗云、法安、慧哲、法澄、道庄、智炬、慧觉、慧均、明法师、小明法师、旷法师、智锴、真观等人。[22]

慧勇（515—583），俗姓桓，谯国龙亢（安徽省怀远县）人。他的兄长亦出家，法号慧聪。慧勇自幼依杨都灵曜寺则法师出家，修习禅定并且读诵经论。又从静众寺峰律师受具足戒，学习《十诵律》；从龙光寺僧绰、建元寺法宠，学习《成实论》。在齐梁时代的金陵，《十诵律》、《成实论》都是当时的显学。至三十岁开始，便开讲《成实论》，共十余遍。太平二年（557）梁亡，慧勇住摄山止观寺，从僧诠受业。陈天嘉五年（564），受陈文帝的邀请，于太极殿讲说，称誉一时，住大禅众寺达十八年，所造之讲堂称为“般若堂”，宣讲《华严经》、《涅槃经》、《方等经》、《大集经》、《大品般若经》各二十遍，讲《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各三十五遍。于至德元年（583）示寂，世寿六十九岁。[23]

罗云（542—616），俗姓邢，荆州府松滋县人。兄弟五从都剃度出家，长兄道颐，罗云为幼弟。罗云在上东明寺出家，随杨都兴皇寺法朗[24]学习《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四论，深入理解四论的思想。法朗示寂后，又受学于福缘寺亘法师。想到家乡未能流传三论，应移禅寺陟禅师的邀请，归乡弘法，创建还乡寺。后来，住在龙泉寺达五十余年，罗云宣讲四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各数十遍，化导四方。大业十二年（616）示寂，世寿七十五岁，弟子有慧成、道胜等十人。[25]

法澄（5387—6057），吴郡（江苏省吴县）人。师事兴皇寺法朗学习三论，能够抓住三论的思想脉络而通畅无滞。后来，于江都（江苏省江都县）开善寺讲三论，听众有二百余僧，而且日益增加。晋王杨广设置四道场时，受征召前往讲说。仁寿三年（603），隋文帝召住于日严寺，开讲《大智度论》，长安四众弟子都前来问学。炀帝时示寂于洛阳慧日道场，世寿七十余岁。[26]

慧觉（554—606），俗姓孙，太原晋阳（山西省太原市）人。八岁出家，在兴皇寺法朗座下学习，研究四论。后来，栖止于摄山栖霞寺，受学于慧布。于是，在江左一带广弘《大智度论》，“旧文新意，两以通之”，慧觉可能依三论思想解释《大智度论》。在陈代，慧觉受到王公贵族的尊崇。受隋炀帝的邀请，人住慧日道场。后来，受法济的邀请，在永福道场讲《大智度论》。在白塔寺宣讲《大品般若经》、《涅槃经》、《华严经》及四论等二十余部。大业二年（606）示寂，世寿五十三岁，弟子有智果[27]等。[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