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知识分子：我们为什么出家？（下）_南方人物周刊

出家，各有各的因缘

“寺里‘明’字派的法师，后面那个字都有讲究。明海师，海纳百川；明影，外界的一切都是内心的投影；轮到我，辛苦死了，要学玄奘啊。”明奘法师喜眉笑眼。

“这个社会需要精英分子出家，这是精神世界的需要。”他正色道。

据传，他离开柏林禅寺，在北京怀柔的朝阳寺任方丈，放任旗下的一群弟子不用做早课。在汉传佛教讲经大会上，别人的严谨分析打耳边穿过，他则用他的“电子小玩意”偷看当红的网络小说《阳神》。

有人在网上批他“有拂佛理”，但佛门清规戒律似乎约束不了他，但他的弟子们说他用大白话讲解《金刚经》明快了然，招人喜欢。

问他为什么出家。他居然回答：比较怪，就是想过一种比较古老的日子——我家人都不信佛。我高考成绩在全班63个学生中排名第一，就我一人考上了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

结果我没读几天，便写了退学申请。现在如果把它搜出来，就是一篇反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檄文。

递交退学申请时，我找系主任谈，找学生处谈，他们全来劝我。逼得我直接跟党委书记说，咱俩不如换个位置。我要是您，劝人都会比您说得有水平。

这句话把他气得够呛，他是从越南前线回来的老军人。如今想想，我那会儿就是一个狂妄的愤青。可我就是在那个教育体系里面，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不想浪费我的生命。

当年的教育体制，想想都可怕。在我高中历史课本里，老子、佛陀从没出现过。等上大学，参加完军训后，我读到了一本《坛经》。读完以后，我就说我是个和尚。

退学后，我在北京一家研究所里，做内刊当编辑。精神上、言论上自由许多。单位里全是一群哥们，平常就在一起下下棋，打打麻将。

好多人劝我先做居士。我不做，要做就做和尚。那时候，我一人老往庙里跑，坐在那里面安安静静体验。这是属于我的修行方式，到了柏林禅寺我也这样。

1995年五一放假。我和北大禅学社几个朋友，三五成群到了柏林禅寺。禅寺在建观音殿，我帮着干活。

在那里，我第一次瞧见了老和尚（净慧法师），远远观察他走路的样子。我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我的师父了。我上前跟他直说，我要跟你出家。他也干脆明了，说好。这就行了。

我怀揣一千元、十本书、一套衣服去的柏林禅寺，走前根本没料到会出家。我提出要回趟北京，把家里的书拿走。老和尚吩咐，算了，别回去了，自有人要用，自有人要看。

我寺院里也是这样。那年7月10日我做行者，7月20日寺院搞佛学夏令营活动，派我专门照顾那些讲课的禅师。我给他们端茶倒水。其他行者、沙弥、僧人逮个机会就在斋堂里向他们请教。我整天守着他们，从来不问问题。当时佛教协会的妙法法师很奇怪，问我你怎么没有问题。我说我真没有问题。他说，那你来干嘛？我说，我来出家。

他说，你肯定能做个和尚，因为你没问题。

真正的信仰方法是一种对生命的关怀

20年前，华东师大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就想进行“信仰在中国”的研究，题目是《我为什么出家》，“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剃度出家的现象多发生在了上世纪90年代。”

他曾向年轻僧侣们发出过邀请函，“希望他们写一段，或者我过去跟他们谈一段，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很多人不太愿意谈。”

他说：“人们往往对于‘出家’有一种隔膜认识，认为出家人全是万念俱灰，生活事业不顺，家庭情感受到重挫。这样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延续至今，所以就会出现有一些人对北大、清华高才生，或各种成功人士出家感到不理解，拿职场或官场价值观看待衡量他们。这与人们对信仰和佛教的理解方法有关系。”

人物周刊：很多人在选择信佛或初信时，常会围绕一个问题，“佛教能不能改变我的现实命运？”

李向平：想通过信仰改变个人命运，这在其他宗教里都存在。这是很现实的层面，也是较为传统的一种信仰方法。有些人想通过信仰来解决他的考虑，也许一辈子也解决不了。但有些人可能在信仰过程中，对生命逐步有一些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不是改变命运，而是使生命充实。

我认为，真正的信仰方法是一种对生命的关怀。

人物周刊：个人信仰与社会进步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李向平：按照理论上的说法，道德和宗教是相关的，宗教或者是一个信仰，它能给人提供一种价值规范。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不仅仅是每个人有信仰了，就会对社会有好处。每一个有信仰的人还要基于信仰的准则进行社会交往。

人物周刊：历代都有出家的社会精英分子。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出家，与历史上哪个时期最有可比性？

李向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观念。这样我们就对出家、对选择一种信仰的修行方式有了理解。

这种状态什么时候出来较多？唐朝以后的时代更迭、社会变迁大起大落的时候出现较多。

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的知识分子或者文化精英选择佛教信仰，是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这一互补理念下，在一种急流勇退的情况下选择的。当代中国知识精英选择佛教，有时候，在很多人看来也是一种互补：现实有很多问题使他焦虑，或者他的生命关怀找不到，他在佛教信仰里面寻找。但还有一些精英走入佛门，他是把佛教信仰作为他的事业，他觉得他能够弘扬佛教，能够使更多的人像他一样获得生命的关怀。

人物周刊：也有佛教人士认为知识分子出家是社会精神危机的表现？

李向平：出家不等于是信仰，出家是选择一种信仰方式，要把它界定清楚。现在老百姓不缺信仰，信仰是很宽泛的。到庙里、进教堂里，求官、求学也是一种信仰，找风水算命看相，他也可以直接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

问题是有没有大多数人、一群人都认同坚信的一种信仰？这个才能解决中国真正的信仰问题。

所以我说过。中国人缺的是相互关怀的、彼此认同的、精神关怀的信仰。不是缺有求必应的、临时抱佛脚的信仰。

现在很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贫与富之间，平民与官员之间，能否相互认同接纳，这是一个最大的信仰危机。这与30年前甚至是20年前讲信仰危机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社会的信仰危机，不是个人的信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