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房山石经的社会背景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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镌刻房山石经的社会背景初探

吴梦麟薛宝华

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山和寺南地穴中共藏石经一万四千余石，其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已为人们所知。有些国内外学者还进行过踏查、研究与考证，但因锢藏已逾千年，无法窥其全貌。1956年为纪念释加牟尼诞辰二千五百年时，由中国佛教协会与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等有关部门合作，对这项大型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的发掘、传拓和整理后才得到文物部门的重视和学术界的关注，已有不少研究论着问世。国务院还在1961年就将“房山石经”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正努力争取早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就目前研究的状况看，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显不足，一方面是新材料较少，另外拓片不易看到，影响了研究的发展。如在诸多研究中，对探讨刻经的社会背景、社会根源和静琬法师始刻的原因时往往引用一些过去熟知的文献和有关隋末唐初的几则题记材料入手，还多与一些离幽州地区较远的高僧相联系，如题记中提到的“末法”或“进入末法期”时就与信行法师（河南安阳邺地高僧）和“三阶教”相连，说到静琬法师刻经的动机时就认为他是受南岳慧思的影响，秉承其意而始刻石经的。但如何从北京地区，甚至房山云居寺周边地区具体情况出发，进行考察和分析研究则很少。为此，笔者平日多留意搜集有关材料，近年来令我们欣喜的是在云居寺附近出土的文物和在上世纪70年代文物调查中的一些新材料使我们从较模糊的苦思中理出一些头绪，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为此，促使我们从社会背景的角度进行探讨，或许对研究房山石经的镌刻有参考价值。

两方墓志中传递出来的信息

本世纪初，在北京房山区曹章村出土了隋代墓志两合，一曰《韩智墓志》，一曰《韩辅墓志》。

韩智，字子哲，燕国良乡县秤邑乡临治里人。约生于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537），卒于隋开皇九年（589），享年53岁。韩智曾祖父韩合，魏帝授中坚将军、洛阳太守。祖韩据，辟为主薄。父韩琬，抑版清河太守，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韩智本人也在大约十五岁时即学经典，二十岁遍览百籍，为官升至郡主簿。但到半百之年时，则心身大变，投入释教怀中，志文曰：“至年如命，归心释道，顿舍三毒，进十善，形六礼，意念一乘。聊披涅盘玄解文趣，蹔听华严，义相遥览，和容淹慈，先他后己，慕阐无为于群生，愿扬太空于我我，志质未敷百六已尽，始年五十有三，薨于燕署之内”。

韩辅，字仲卿，燕国良乡人，约生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546），卒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享年56岁。其高祖韩合为韩智曾祖，曾祖韩据，韩智祖，祖韩琬为韩智父。韩智与韩辅应为一家族人，并未出三辈，韩辅为韩智侄，晚一辈，亦出身于世宦之家。韩辅本人也“相传三政，并任司功”。他卒后，人谓曰：“来从无为来，早修无为路，言讫悟觉，忽然意解，更心易志，幕求大道，拾己珍物，劝导乡亲，敬造一切经并作经藏。常持五戒，日修六礼，奉香忏，除三毒，授口愿，归十善。真礼未周，刁风缠已。以仁寿元季岁次辛酉四月十八日卒于昌乐乡临治里之第宅”。志文后部虽有残，但“季及知命，意心一乘”等词句仍清晰可见。

以上两志中道出了几点共性：

1、两志出于一地，志主均为韩姓，并为叔侄，为同一家族。

2、二人均系世宦子弟，但晚年都归心佛教，意念（或意心）一乘。

3、二人年龄相差九岁，均丧于晚年。而二人同时生活在北朝至隋初这一时期。

4、二人均为官，经历相近。

从以上几点加以思考，使我们对北朝之东魏、北齐、北周和隋代期间的房山云居寺周边地区佛教信仰的客观情况有了较细了解，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1、同一地区发现两合家族墓墓志，墓主皆为世宦和富贵之家的长者，且都具有知识和文化，属社会上层人士。但又归心佛道，力劝众乡亲信奉，反映在北朝与隋初时，佛教在此地区的传播已具规模，并有相当势力。正像《隋书——经籍志》载“开皇元年，高祖（隋文帝杨坚）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倍。”的情景一样，幽州地区信仰佛教的风气也很炽热。

2、两位墓主人所信奉的佛教思想都是一乘（又称一乘教，是大乘佛教的宗旨，它能导引众生臻于绝对觉悟的境地，归于唯一究极的传说，臻于究极的觉悟）。所信的经典是涅盘、是华严（涅盘为大乘佛教经典，有天竺沙门昙无、晋法显等译出。释道朗称其为：“发身之玄堂，正觉之实际，众经之渊镜，万流之宗极”。华严属大乘佛教主要经典，东晋佛陀跋陀罗等译）。可见，此地区在北朝与隋时以大乘佛教为核心，主要经典也很流行。

3、韩辅志曰：“拾已珍物，劝导乡亲，敬造一切经并作经藏”，说明在隋文帝时此地区可能已有出资刻经的活动，并且还作为收藏，如若是，则可推测在静琬于石经山有计划刻经之前，已有先声了。

万佛堂孔水洞的刻经和摩崖造像

20世纪70年代，笔者曾参加了房山磁家务万佛堂孔水洞的田野调查，在洞内发现了北朝或隋代造像和刻经，这是北京地区的重要文物发现。

孔水洞是一处喀斯特自然溶洞，洞内有泉，其声隆隆，清澈见底，古人在洞口用砖石砌墩台，中劈券洞，券石上雕水兽与菩萨，为北朝或隋造像（说法不一）。龛下凹进壁上刻隋大业十年（614）题记的“涅盘经”和“添品法华经普门品第二十四”。一般水量较大时经文全部被浸入水中，因历经久远，洞内又潮湿，文字多有漫漶。经文后还有金大定年（1180）题记，说明孔水洞内有时无水，可以镌刻佛像和经文。孔水洞与“房山石经”同在房山一个小范围内，而所刻石经又与静琬法师始刻的石经相同，二者是否有内在联系？结合上述二志石反映的史实，我们初步认为万佛堂孔水洞与石经山上两处刻经，有可能均为静琬法师等人所为，只因万佛堂孔水洞内面积有限，又有泉水，不宜大规模刻经，而离石经山不远的石窝一带又盛产质优的房山“艾叶青”、“房山白”与洁白无暇的汉白玉，是刻经的最佳良材，导致最终选择了白带山（石经山）为刻经的主要地点，也从传统的摩崖刻经转为碑版式，成为世界上数量最丰富，镌刻最美，内容最丰富的佛教经典。

总之，集佛教刻经事业大成的“房山石经”是多种因素、多种条件促成的结晶。

几点认识

从上述两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北朝至隋代初期，房山石经山上始刻石经之前或同时，已有大乘佛教及其主要经典《涅盘经》、《法华经》的传播，并为一些民众所接受，并已具有一定规模，且有影响，在这种客观条件下，周武帝的灭佛行动，对此地区的信徒也会有影响，因此在仁寿元年的韩辅墓志中就有“敬造一切并作经藏”的记述，证明一些信徒也意识到灭佛的来临和预感，自发的开始镌刻经石。所以，当静琬发起刻经之时，就能得到当地信徒的响应与拥护，并积极采取行动，这种社会背景是极其重要的。

近年来学者们在研究中比较注意应用出土文物和田野调查的成果，“房山石经”内涵丰富，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今后的研究要扩展思路，在充分利用文献的基础上，还应设立课题，进行专题考察，注意有关文物遗存的保护，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较大变化和提高。

作者吴梦麟系北京石刻博物馆研究员，薛宝华系区文物管理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