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尊隐》的“山中之民”看龚自珍的佛学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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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尊隐》的“山中之民”看龚自珍的佛学品性

陈惠英

【摘要】龚自珍是中国由封建古代社会迈向近代社会的启蒙文学的先驱，是进步的思想家，他以极其富有震撼力的诗文表达其超越时代的思想高度，《尊隐》即是其中一篇富有战斗气息的文章，通过《尊隐》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佛学品性。

【关键词】龚自珍《尊隐》“山中之民”佛学品性心态

中国由古代向近代转折时，龚自珍以极其富有震撼力的诗文和言论思想标显其孤傲苍凉的呐喊和先驱者的觉醒精神，在对晚清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后以求挽救濒临崩溃的国家命运。普遍都认为龚自珍在文学、今文经学及社会批判方面的成就影响不小，其被关注的程度也很高，但不可忽视的是他在佛学方面与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尊隐》是龚自珍用尖锐的笔锋向当权者发飙并给他们强烈的警示作用的一篇奇文，他以超越时代的思想高度使《尊隐》影响深远。但我们在关注文中所明示的警策外，更应注意到文中所透露的作者的佛学品性。

一、“山中之民”与龚自珍佛学品性的契合

一个民族，要认识自己是很不容易的，而要认识自己的弱点和反省自己的黑暗面就更不容易，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庞大的古文明系统的民族，那就加倍地l艮难。有识之士龚自珍的呼喊为破败的民族准备好针和线，“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等待着“有识阶层”的缝补。在形势的逼迫下，“山中之民”应时代最迫切的呼唤，“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龚自珍将自己的佛学品性渗入了《尊隐》中，为“山中之民”的诞生提供了精神支柱。

（一）“经世致用”精神与“慈悲为怀”救世精神的契合

蒋方震曰：“我国今后之新机运，亦当从两途开拓：一为情感的方面，则新文学、新美术也；一为理f生的方面，则新佛教也”。佛教传人中国后，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与中国的思想文化不断地融合适应，已经不是原来的佛教了。佛教并不消极避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积极入世；尤其是大乘佛教倡导普度众生引导众生脱离苦海，走到幸福的彼岸，这种“慈悲为怀”救众生于苦海的伟大精神，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平治天下”的责任意识有契合之处。

佛教注重个体的实修苦练、突出个体在成就事业中的地位，龚自珍就是近代突出个体意识的第一人，强调自我的价值。《尊隐》巾的“山中之民”以其极强烈的个体意识称为“横天地之隐”，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渗目光”（《龚》第86页）的环境中，在“丑类窳砦”群集的社会中，在“风恶，水泉恶，尘霾恶……人攘臂失度”（《龚》第黯页）的冲击下，他们不仅“……瞩九州之灵皋……仁心为干，古义为根，九流为华实，百氏为桅藩”，（《龚》第86页）而且“能大其生以察三时”，（《龚》第87页）将对时事政治的批判同对历史文化的反思结合起来，以最积极的人世精神，关注现实社会，对未来有无限的呼唤和憧憬。虽然这是龚自珍朦胧的希望，但不得不说这将令当权者触目惊心振聋发聩。

“山中之民”究竟是什么人呢?我们所作的猜测不一定是最准确的，或者说是最符合作者原意的，毕竟我们不是当局者，且旁观者的判断有时也有主观色彩的介入。关于“山中之民”的形象代表，历来都议论纷纷。我则比较赞同王元化先生在《龚自珍思想笔谈》中的观点：“山中之民，究竟代表什么力量?……我觉得不必……规定得太死板，认为一定是代表那几种人……只要把他看作是推翻清王朝的革新力量就行了。这恐怕反而更接近作者的原旨。”龚自珍应是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并没有详细具体地阐述“山中之民”如何统治山林，而是从侧面呈现一种结果：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他是从反面将“山中之民”经世致用的精神和“慈悲为怀”的救世精神表现出来，代表人物无疑是最具这两种精神的人。

（二）主张创新与追求“心力”的解放

“佛教自始至终都把它的着眼点放在心性问题上，无论是认知的过程、解脱痛苦的宗教实践，还是终极依托的形式，都是人的自心实现的”，佛性在自心中，追求的是个人价值、个人意识。在那动荡不安的衰世中，龚自珍充分发挥自我的主体意识、追求个性解放及崇信精神力量与佛教对自心的终极依托和自贵其心的坚定信念不谋而合。他身上的佛学品性触动非常大。

首先，“山中之民”以特有的敏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封建衰世进行深刻的鞭挞和批判，向封建政权掀起波涛汹涌的浪潮。“山中之民”的出现就是龚自珍在思想界、政界的创新，这种敢于打破旧束缚的霸气，尽情彰显个性的精神开创了近代文学新的创作道路。“山中之民”在“日之将夕”的国度里，愤怒于“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嫔嫱之家，不生所世豢之家”的君子；愤怒于令“京师之气泄”的窭人子，还有那“轻量京师”的豪杰，为何这些有识阶层均“府于野”?为何他们不能为国家做贡献?这就是“山中之民”对当权者最为愤怒的，也批判地最为激烈。

其次，“山中之民”相信“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的盛世的重新降临，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盼。“山中之民”将希望寄托于圣智、君子、自公侯者等等这些“能大其生以察三时”的“横天地之隐”（《龚》第88页），人才的解放对—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我们不能要求龚自珍在时代与思想局限的情况下能实施怎样的有效措施，一个人的思想高度总是有限的。然而，他认为人才的解放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龚》第521页），这是改革政治，拥有美好未来的前提。以当时的社会环境能提出如此的言论确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他在《文体箴》中说：“呜呼，予欲慕古人之能创兮，予命弗于其时!欲因今人之所因，予莜然而耻之”。

最后，有待的“山中之民”以其独有的“心力”“以宠灵史氏”，不为一时一事，而为百世的安宁而奋斗。龚自珍谈到，“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龚》第15页）更强调“心无力者，谓之庸人”，（《龚》第15页）他崇尚的天台宗主张的“一心三观”，净土宗的“即心是佛”，都是采用自证的我向思维，证明心力具有无法不俱、无坚不摧的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尤其是禅宗，专讲单刀直入，洞彻心源，“若识本心，即是解脱”，乃至把心力夸大到无限状态，因而主张“截断众流”、“随波逐流”的内心顿悟方式。“山中之民”顺着形势的发展，在治世和乱世时安居山林，坚信“道莫高于能容，事莫惨于见容”，以此隐忍于山林；然而在衰世中，他知道“解大难，谋大事”的时机已到，为了百世的安宁，“生钟虞之思”已成必然之势。

二、龚自珍的心态

龚自珍指出：“涛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龚》第241页）明确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应是统一的，诗文应该真实、充分、完整地表现作者的个性，表现自我。俄国着名的革

命民主主义者和文艺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提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写作他的作品时，在他的灵魂里总是包容着它的完全统一的方面，包括它的开始与终结，包括它的常常是逻辑思维所不能了解，但却是艺术家灵悟的眼光所能发现的秘密的动力和秘密的结果”。“龚自珍是悲剧时代的可歌可泣人物，指斥了黑暗，探视出光明，他一方而骂透当时士大夫的廉耻道丧，然而，另一方面信仰着‘山巾之民’的汉族大有人在，出而作大音声，以震撼天地，使贵族神人做了波臣”，一个人的行为取决于个人的心理素质和价值取向，并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而个人心理素质的形成和价值观是同整个民族文化和社会时局紧密相关的。审视龚自珍的作品后，我们可以触摸到他学佛的一种主观愿望：他以兼济天下的壮志，广泛吸取所有有利于济世度人的学说，要为濒于崩溃的封建老大帝国寻求出路，要让世人有一个安康的社会环境。他对自己的复杂心态作了概括的描述：“鄙人禀赋时冲，孕愁无竭，投闲遭乏，沉沉不乐。抽豪而吟，莫宣其绪，欹枕内听，莫讼其情”（《龚》第414页）。龚自珍拥有一个他个人分明意识到而且也努力表述出来的情感世界，但是同时他又感到在真实表述这种情感的艰难性与危险性。由于时代及阶级的局限，他的思想很难达到理想的高度。他只是看到了社会的衰败现象，不满现实，企图改革，至于他所希望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恐怕连他本人也未必说得清楚，“山中之民”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统治山林，这是一个明证。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明君良臣统治顺民的时代和社会。

社会危机深深刺痛了龚自珍伤时忧国之心，同时电激发他“障海使西流，挥日还于东”（《龚》第485页）的强烈改革的愿望，而社会政治的腐败黑暗又恰恰注定他无法施展才略，实现雄才大略，是执着进取还是逃避超脱，就成为同扰他的最大问题。他的情绪在进取与退缩、昂扬与低徊、亢奋与凄凉中此消彼长，交替更迭。佛学给了他极大的精神支持，被压抑的情感的表达及不合流俗的人生态度圈包容在佛学中。

三、结语

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二四一云：“少年尊隐有高文，猿鹤真堪张一军”，其三一五诗云：“吟罢江山气不灵，万灯种话一灯青。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这两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将作者的改革思想和佛学思想结合起来了，皈依佛教并不一定是避世求解脱，他的思想是清醒的，他只是“不平则呜”而已。

出自:∵《电影评介∵》∵2010年10期